假人师傅的幼子语带骄傲地说,非回教徒市民好

日期:2019-10-03编辑作者:文学天地

……叹息声响起,颤抖地穿透这没有时间的空间[假人师傅的幼子语带骄傲地说,非回教徒市民好些个是拜占庭的希腊共和国(Ελληνική Δημοκρατία)后裔。1]指但丁《神曲》中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1]。——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四节诗自从我们鲁莽地邀请一般民众无论其来源、背景或信仰,通过我们的专栏表达意见,便立刻涌进了大量读者来信,其中不乏妙文佳作。有些读者得知他们的题材终于也有发声的一天,甚至懒得把它们完整写出来,干脆跑到报社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口沫横飞直到脸色发青。还有一些人,当发现我们对他们陈述的骇人细节和可疑闹剧持怀疑态度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故事的真实性,他们索性把我们拖下书桌,引领我们进入文化中神秘的角落——某些从未有人探究或书写过的幽微之处。我们便是从这里获知了土耳其假人制造的隐晦历史,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行被迫转入地下进行。几百年来,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制造假人也是一门艺术,只把它视为某种“民间工艺”,充满乡土气息,就好像那是稻草人之类的玩意儿。班迪师傅是第一位致力于此的工匠,也是假人制造业的开山祖师。他曾为海军博物馆制作过展场所需的假人,这座博物馆是我们的第一座,由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下令兴建,当时的一位王储奥斯曼·亚拉列丁殿下出资赞助。这项技艺后来之所以走向秘传,也是因为班迪师傅的缘故。因为,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参加博物馆开幕的来宾对眼前的景象震惊不已,他们看见三百多年前在地中海击溃意大利和西班牙船舰的土耳其强壮海盗和魁梧战士,威武地屹立在皇家游艇和军舰之间,八字胡又挺又翘。班迪师傅用木头、灰泥、蜡、羊皮、骆驼皮和母鹿皮,加上人发和胡须,制造出他独一无二的惊人塑像。然而当时的伊斯兰教长是一个老古板,当他亲眼看见这些由精湛技艺制做出的奇迹造物后,勃然大怒:因为完美仿制阿拉的造物意味着与它竞争,所以这些假人便被移出博物馆,军舰与军舰之间则改放栏杆。禁令——在我们从没停止过的西化历程中是家常便饭——并没有浇熄班迪师傅对工艺爱好的熊熊烈火。他不但忙着在自己家里制作新的假人,更企图游说政府当局允许把他称之为自己的“孩子”的杰作,再一次放进博物馆里,或者任何别的地方,只要能够展示就好。当他被拒绝之后,他把一肚子气怪到政府当局的不支持,而没有迁怒于自己的艺术品。他把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改建成工作室,在那里继续生产假人。后来,他从伊斯坦布尔旧城搬到加拉塔的基督徒区,主要是为了防范邻居们指责他“邪魔歪道、变态、异端邪教”,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孩子”数量持续增加,原来那栋中等大小的穆斯林住所再也容纳不下。搬进这栋位于库勒迪毕的怪屋子后,班迪师傅本着热情和信念,继续他严谨的工作,并把他专精的手艺传授给自己的儿子。经过二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他注意到许多贝尤鲁的流行服饰店开始在橱窗里摆设假人,那时正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当班迪师傅第一次看见那些进口的假人时,他以为自己等待多年的胜利时刻终于来临,于是他冲出他的地下工作室,奔上大街。然而,在贝尤鲁五光十色的繁华街道上,他遭遇到另一个新的打击,使得他从此以后将自己放逐到地下的幽暗岁月,直到老死。无论是豪华百货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售西装、裙子、服饰、丝袜、大衣、帽子等的成衣供货商,还是亲自前来地窖工作室参观的橱窗设计师,在看过班迪师傅所展示的作品后,全都一一回绝了他。很明显,他所制造的假人长得不像教导我们什么是风格的西方模特儿,而像我们自己人。“顾客,”其中一位商店老板说,“不想看到风衣穿在一个大胡子、O型腿、又黑又瘦、满街都是的同胞身上。顾客想要的是穿在一位来自遥远陌生国度的漂亮新面孔身上的外套,因为当他披上这件外套时,他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位头脑清楚的橱窗设计师,尽管对班迪师傅的杰作甚感惊艳,但他说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很遗憾无法在橱窗里摆设“这些正宗土耳其人,这些真实的同胞”,原因是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像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班迪师傅根本不考虑这样制造假人。他很清楚自己绝对比不过那些姿势怪异、始终面带牙膏广告式微笑的欧洲进口模特儿。于是,他返回阴暗的工作室,放弃了梦想。接下来的十五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又制造出一百五十多尊假人,每一尊都是艺术的结晶,把他个人的怪诞梦想转化为真实的血肉证明。他的儿子,大老远前往我们报社,带我们去他父亲的地下工作室,向我们逐一展示这些假人,他解释道,这些布满尘埃的奇异作品中,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本质”。我们一路从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泞的斜坡,踩过肮脏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阶梯,来到这栋阴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里,我们被一群扭动挣扎的假人所围绕,他们似乎焦躁地想做点什么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里,千百张脸隐藏在阴影中,灵动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说话,有些忙着吃,有些大笑,有些在祷告,有些则好像透过自己的“存在”来反抗外在世界,而他们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显得叫人难以承受。显而易见,这些假人身上蕴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桥上的群众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说在贝尤鲁或马赫姆帕夏市场的橱窗里。生命力像光线一般,从这群挣扎扭动、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肤下渗透出来。心醉神迷之中,我记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满怀敬畏与向往。我记得自己伸手触碰这个生物(一个长辈式的人物,沉浸于自身的忧愁),想感受他,想试图感觉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实的秘诀,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肤却和这个房间一样冰冷、可怕。“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的好多年,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脚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橱窗里,被用来展示雨伞、手套、长靴和鞋子,呈现在贝尤鲁人眼前。

和伊斯坦布尔大部分的土耳其人一样,小时候我对拜占庭没什么兴趣。这词儿让我联想起诡异、留胡子、穿黑袍的希腊东正教神父,穿越市区的水道桥、圣索菲亚教堂以及老教堂的红砖墙。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是遥远年代的残迹,用不着去了解。甚至征服拜占庭的奥斯曼人似乎也非常遥远。毕竟这些东西已被我们这些人所属的第一代“新文明”所取代。但即使奥斯曼人听起来就像科丘描述的那般古怪,至少我们还认得他们的名字。被征服之后不久,他们便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或者大家是这么告诉我的。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的子孙后代如今在贝尤鲁经营鞋店、糕饼铺和缝纫用品店。他们是家族企业,当我们去布店,我母亲想看看窗帘用的锦缎或坐垫套用的绒布时,听见的背景声音就是父亲、母亲和女儿以连珠炮般的希腊话彼此闲聊。之后回到家,我喜欢模仿他们古怪的语言,以及柜台前的女孩同父母说话时激动的手势。从家人对我的模仿所作的回应,我知道希腊人就像城里的穷人和郊区的居民,不太“高尚”。我想必然跟“征服者”默梅特从他们手中夺走城市有关。庆祝伊斯坦布尔的征服五百周年——有时称之为“伟大奇迹”——是1953年的事,在我出生后的一年,但我可不认为这项奇迹哪儿特别有趣,除了发行的系列纪念邮票之外。一张邮票展示的是出现在夜里的船,另一张则展示贝利尼所绘的“征服者”默梅特,第三张则展示鲁梅利堡垒的高塔,因此可说这一切犹如一队游行行列,展现与征服有关的所有神圣形象。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若干年后,我的妻子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在考试中使用“征服”一词,她的美国教授指控她有“民族主义情结”。事实上,她使用这词不过是因为在土耳其念中学时学的是这种用法。由于她母亲有俄国血统,她可说是较同情东正教徒的。也或许她不认为是“陷落”或“征服”,感觉更像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倒霉人质,除了做回教徒或基督教徒之外别无选择。西化运动和土耳其民族主义促使伊斯坦布尔开始庆祝“征服”。20世纪一开始,这座城市仅有半数人口是回教徒,非回教徒居民大半是拜占庭的希腊后裔。在我小时候,城里较直言的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是,常使用“君士坦丁堡”一词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们抱着民族统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首先统治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回来驱逐占领了500年的土耳其人——或至少把我们变成次等公民。于是,民族主义者坚持用“征服”一词。相对而言,奥斯曼人却愿意把他们的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即使在我的时代,致力于共和国西化的土耳其人也慎防太强调“征服”一词。总统拜亚尔和首相曼德勒斯两人皆未出席1953年的五百周年庆典。尽管庆祝活动已计划多年,最后一刻却认为此种做法可能冒犯希腊人和土耳其的西方盟国。冷战时期才刚开始,而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希望提醒世界有关征服的事。然而三年后,土耳其政府蓄意挑起所谓的“征服热”,任凭暴民在城内胡作非为,抢夺希腊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财物。不少教堂在暴动期间遭破坏,神甫遭杀害,西方史学家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记事中描述的残暴因而重演。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都犯了把各自的少数族裔当作人质的地缘政治罪,也因此过去50年来离开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多过1453年以后的50年。1955年,英国离开塞浦路斯,希腊准备接管整个岛的时候,土耳其的一名特务人员,往希腊城市萨罗尼加土耳其国父出生的房子扔了一枚炸弹。土耳其各大报以特刊传播此一消息后,仇视城内非回教徒居民的暴徒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烧毁、破坏并洗劫我母亲和我曾去贝尤鲁逛过的所有商店之后,整个晚上在其他城区干相同的事情。一群群暴乱分子极为狂暴,在欧塔廓伊、巴鲁克尔、萨玛提亚和费内尔等希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引起极大恐慌。他们不仅焚烧洗劫希腊杂货店和乳制品店,还破门而入,蹂躏希腊和亚美尼亚妇女。因此,说暴乱分子跟“征服者”默梅特攻陷城市后大肆洗劫的士兵们一样残暴,并非毫无道理。后来才发现,这次暴动——恐怖持续两天,使这座城市比东方主义者的梦魇更像地狱——的组织者有政府支持,他们在政府的纵容下劫掠城市。因此,当天整个晚上,敢在街上走的每个非回教徒都冒着被暴民处死的风险。隔天早晨,贝尤鲁的商店成了一片废墟,窗户被砸碎,门被踢开,商品不是遭掠夺就是被痛快地摧毁。到处撒满衣服、地毯、布匹、翻覆的冰箱、收音机和洗衣机,街上堆满破碎的瓷餐具、玩具(最好的玩具店都在贝尤鲁)、厨具、当时很时兴的鱼缸和吊灯所残留的碎片。在脚踏车、翻覆焚毁的汽车、劈烂的钢琴、倒在布料满地的街上凝视天空的残破假人模特儿当中,有三三两两镇压暴乱的坦克车,却来得太迟。若干年后,我的家人长篇大论地讲述这些暴动,因此细节之生动仿佛我亲眼看过。基督徒家庭清理他们的商店和家园时,我的家人回想起我伯父和祖母从一扇窗奔往下一扇窗,愈来愈恐慌地看着愤怒的暴民在我们街上走来走去,砸碎商店玻璃,咒骂希腊人、基督徒、有钱人。不时有人群聚集在我们的公寓外头,但正好我哥哥才刚培养了一个爱好,迷恋上阿拉丁的店出售的土耳其小国旗(或许是想利用当时风靡全国的高涨民族主义情操吧),他在我伯父的“道奇”车上挂了一面旗,我们认为,愤怒的暴民因为它才没把车弄翻,甚至还放了窗户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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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辈子根本没机会认识其他男人,我脑子里的机

几个人会细读种种定时刊出的篇章,这种阅读的习贯,能够放入阿威罗伊的反记忆法种类,可能说是引起失忆的祸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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