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随着穿盔甲的娃他爸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

日期:2019-10-03编辑作者:文学天地

我问他有没有敌人:他数了又数,数个没完。——与雅哈·凯末尔[1]雅哈·凯末尔(YahyaKemal,1884—1958),被认为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奥斯曼诗人。[1]对谈他的葬礼果然如他所恐惧的,实现了他三十二年前的预言:贫病安养院的一名室友和一名看护;一个退休记者,是专栏作家在过去声名如日中天时所提携的后进;两个对作家生平作品一无所知的糊涂亲戚;一名格格不入的希腊富孀,头上戴着一顶覆有薄雾面纱的帽子,胸口别着一只状似苏丹羽饰的胸针;受人尊崇的阿訇;我,以及棺材里的尸体。加起来总共九个人。昨天,当棺材入土时,正下着暴风雪,因此等阿訇草草念完祷词后,我们剩下的人便匆匆忙忙地把土撒入坟中。接着,我还来不及多想,众人已转身离开。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克西克黎车站等待电车。才刚越过河,来到城市的另一头,我便直接走上贝尤鲁,去阿哈布朗看正在上映的电影,爱德华·罗宾逊主演的《血红街道》。我走进电影院让自己好好沉醉了一番。我一直都很喜欢爱德华·罗宾逊,在这部片子里,他饰演一个窝囊官僚兼业余画家,出入总是穿华服装气派,骗人说自己是一位亿万富翁,只为了让情人对他刮目相看。结果没想到他的心上人,琼·班内特,竟然自始至终都有别的男人。背叛的打击让他伤透了心,从此一蹶不振。看见他饱受折磨,令人也不禁沮丧了起来。我初次遇见亲爱的往生者时(我刻意选择他常用的字词作为段落的起头,前面一段也是如此),他是一位七十岁的专栏耆老,而我年仅三十。那天,我要到巴克尔廓伊拜访一个朋友,正当我准备跨进斯克西火车站的通勤电车时,好巧不巧居然看见了他!他坐在月台上一个小吃摊位的桌子边,与另外两位我少年时代万分仰慕的专栏作家一起喝着茴香酒。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在拥挤吵闹、摩肩接踵的斯克西火车站里,居然能撞见这三位在我的文学想像中如卡夫山一样高不可攀的传奇性的七旬老者,而是看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喝酒,就好像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在酒馆里喝酒,但事实上,在他们的文学生涯中,这三位挥笔之士从来不曾停止彼此谩骂。将近半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历经了两个苏丹、一个哈里发,还有三个总统,这三位好战的作家始终互相攻击,指控对方犯下各种罪行(有时候的确一针见血):无神论、青年土耳其主义、亲法主义、民族主义、共济会主义、凯末尔主义、共和主义、通敌叛国、保皇主义、西化主义、神秘主义、抄袭剽窃、纳粹主义、犹太主义、阿拉伯主义、亚美尼亚主义、同性恋、变节、宗教正统主义、大美国主义,以及为了跟上当时的流行话题,还有存在主义。(那阵子,其中一位还公开表示,伊本·阿拉比[1]伊本·阿拉比(IbnArabi,15—1240),穆斯林世界的伟大性灵导师和宗教复兴者。[1],这位不仅在七百年后被人争相模仿,更被西方世界大肆剽窃的思想家,才是“永远的存在主义者”。)我仔细端详了三位作家好一会儿,接着,在一股内在冲动的驱策下,我走上前来到他们桌边,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分别给予三个人我小心拿捏后相同分量的赞美。现在,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体谅:那时的我虽然年轻热情、创意十足、干劲充沛、聪明又成功,但仍在自恋与自信之间徘徊不定,在远大志向与自私投机之间犹豫不决。身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菜鸟专栏作家,我之所以有胆量去接近这三位伟大的前辈大师,基本上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我比他们三个人更多地吸引读者,我收到的读者信件比他们多,我写得比他们好。当然,他们也心不甘情不愿地明白,至少前面两项是事实。这便是为什么我会很欣喜地把他们对我的不屑一顾,解释为我个人的胜利。倘若我不是一位成功的年轻专栏作家,而只是一个满怀仰慕的平凡读者,他们自然会对我友善得多。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邀请我坐下,于是我等着。接着,好不容易他们准我坐下后,却把我当成服务生一样使唤我去厨房,于是我就替他们服务。他们想翻一翻某本周刊,我当然义不容辞跑去书报摊帮他们买。我替其中一个人剥桔子,替另一个人捡餐巾好省得他弯腰,我更顺着他们的期待,卑躬屈膝地回答:不是的,先生,很可惜我法文很糟,我只是偶尔晚上会一边查字典一边努力研读《恶之花》。虽然我的无知使得他们更无法忍受败给我的事实,不过我极度的自我贬抑似乎减轻了罪过。许多年后,当我发现自己也摆出同样的姿态对付年轻记者时,我才明白,尽管当时这三位大师看起来一副对我毫无兴趣的样子,只是自顾自地谈话,但事实上他们非常留意我是否受到感化。我一言不发,倾听他们的喋喋不休。关于最近几天登上报纸头条的德国原子科学家,究竟他改信伊斯兰教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土耳其共产主义之父,可敬的阿哈米·米萨特,因为打笔仗败给伊拉斯提·扎伊尔,于是某一天夜里去暗巷围堵他,把他痛打了一顿,那时米萨特是否就威胁扎伊尔必须放弃彼此间争执不休的论战?到底柏格森应该算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还是物质主义者?这个世界中藏着什么样隐秘的证据,可以证明“二度创世纪”的存在?古兰经第二十六章的最后几行诗中,大肆挞伐某些宣称自己坚守信仰,但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的诗人,这些人指的是谁?同样的脉络下,究竟安德烈·纪德真的是个同性恋,还是说他和阿拉伯诗人阿布·努瓦斯一样,实际上与女孩交往,却假装自己喜欢男孩,只因为他很清楚这种癖好可以替他带来坏名声?在《不屈不挠的柯勒本》的第一段中,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描写到托普哈内广场和马哈茂德一世喷泉,他之所以搞砸了这个场景,是因为他从旅行画家梅林的某一幅铭刻中取材并加以衍伸,还是因为他这一整段都是从法国诗人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中抄袭来的?鲁米的《玛斯那维》[1]鲁米(JalaladDinRumi,1207—1273),被誉为最伟大的波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他的诗作论及形而上学、神秘主义、宗教、伦理,其中《玛斯那维》被视为波斯文的古兰经。[1]第五部中,有一则故事说到一个女人与一头驴子交媾之后死了,鲁米之所以加入这则故事,是因为内容有趣,还是为了要提出教训?当他们谨慎而礼貌地辩论着最后一个主题时,我注意到他们朝我瞥了几眼,白色的眉毛扬起质疑,于是我也抛出我粗浅的意见:这则故事就和所有的故事一样,之所以被加进那里都是因为内容有趣,不过作者却刻意用一层教训的薄纱来掩饰它。“孩子,”其中一位说——昨天我参加的便是他的葬礼——“你写作专栏的目的是为了教导读者,还是为了娱乐观众?”我很努力想要证明自己对任何主题都能当场提出明确的想法,所以我脱口说出心中浮现的第一个答案:“为了娱乐观众。”他们不以为然。“你很年轻,在这一行里还嫩得很。”他们说,“让我们给你一些简单的忠告。”我激动得一跃而起。“先生!”我说,“我想把你们的每一句忠告都抄下来!”我立刻冲到收银台,向老板要了一叠纸。在这里,亲爱的读者,我希望能与你们分享我得到的忠告。我明白有一些读者急着想知道这三位大师早已为人遗忘的姓名,读者大概很期待我至少会悄悄说出他们的名字。不过,既然我一路下来始终刻意避免泄露这三位作家的身份,那么显然此刻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主要不是怕扰乱这三人组在坟墓里的安息,而是我想借此淘汰掉那些不够格的读者,只让剩下有资格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为了这个目的,我将用化名来称呼三位已逝的作家,这三个化名取自三位奥斯曼苏丹在自己的诗作下的签名。读者们要先能够分辨出哪个化名属于哪位苏丹,接着再通过三位诗人苏丹与三位大师名字之间的相似处,从中推演,或许便能解开这个拐弯抹角的谜题。然而,真正的奥秘则藏在三位大师所布下的虚荣棋戏中,他们借所谓的“忠告”来推移棋子,制造出一个神秘局面。由于我依然不十分明了这个秘密之美,因此,就好像有一些可悲的无能之士借助报纸上的西洋棋解说专栏,来解读大师的一举一动,同样地,我也在大师给予的忠告之中,插入括号附加说明,以表达我个人的卑微见解和想法。A:阿德利。寒冬的那一天,他身穿一套米色的英国羊毛西装(在我们国家,所有昂贵的材料都被冠上“英国”的称号),打着一条深色领带。高大、体面的白色小胡子梳得平整。拿着一根手杖。看起来像一个没有钱的英国绅士,虽然我也不确定如果一个人没有钱的话,还能不能算得上是英国绅士。B:巴赫替。他的领带歪歪扭扭的,就跟他的脸一样。他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旧外套,上面渗着污渍。一条链子从背心的扣眼里垂下来,连上他放在背心口袋里的怀表。不修边幅,笑容满面,总是烟不离手,只不过这个被他昵称为“我惟一的朋友”的香烟,到头来终究背叛了他的痴情,害他心脏病死去。C:瑟马里。矮小,爱跟人唱反调。尽管他想保持整洁,但怎样也改变不了一身退休老师的打扮。那邮差一样的退了色的外套、裤子和国营苏玛集团商店买来的厚胶底鞋。厚重的眼镜,夸张的近视,“骇人”的丑陋。以下便是大师们字字珠玑的忠告以及我狗尾续貂的补注:1.C:纯粹为了娱乐读者而写作,将使得专栏作家迷失在浩瀚的大海中,没有指南针的指引。2.B:专栏作家不是伊索也不是鲁米。故事会自然生出教训,但教训却不会产生故事。3.C:不要试图配合读者的智慧,要配合你自己的智慧。4.A:教训便是你的指南针。(显然在指涉C的第一条。)5.C:你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坟墓和历史中挖掘秘密,不然你没有资格谈论“我们”或东方世界。6.B:关于东方与西方的主题,关键隐藏在“留胡子的阿瑞夫”说过的一句话中:“可悲的愚夫啊,你们的船朝东方行驶,可你们却望向西方!”(留胡子的阿瑞夫是B在专栏中,以一位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的英雄。)7.A、B、C:善加利用警言佳句、轶事趣闻,也别忽略笑话、格言、谚语和精选诗词。8.C:你无须为了找一句座右铭来总结你的文章而绞尽脑汁;相反,你应该替这句已经选好作为结论的座右铭,寻找最适合的题材。9.A:第一句话还没想出来之前,别妄想坐下来写作。10.C:你必须拥有某种诚挚的信仰。11.A:就算你并没有某种诚挚的信仰,你也要设法让读者相信你的信仰是诚挚的。12.B:读者是一个小孩,想要去参加嘉年华会。13.C:读者绝对不会原谅任何一个污蔑穆罕默德的作者;不仅如此,真主也会处罚这种人,使他瘫痪。(察觉到第11条是针对他的挖苦,C在此予以反击,暗指说A之所以一边嘴角轻微瘫痪,是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穆罕默德的婚姻状况和经商背景。)14.A:别跟侏儒过不去,读者喜爱侏儒。(为了回应第13条,他在这里嘲笑C的五短身材。)15.B:谈到侏儒,举例来说,侏儒在于斯屈达尔的神秘住所,会是个有趣的主题。16.C:摔跤也是个有趣的主题,不过只限于在体育版中。(认为第15条是在侮辱自己,于是他暗示B对摔跤的兴趣以及根据摔跤而写的系列,使大家揣测B其实是位鸡奸者。)17.A:读者是个已婚、有四个小孩、入不敷出、智商只有十二岁的人。18.C:读者就像猫,会反咬喂养它的主人。19.B:猫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不会反咬喂养它的主人。然而它知道不要相信任何宠爱狗的作家。20.A:不要去研究什么猫啊狗的,你应该关心的是你祖国的问题。21.B:确定你手边有国外领事馆的地址。(影射一个谣传,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C拿了德国领事馆的钱做事,而A则是拿英国人的钱。)22.B: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懂得如何中伤那个家伙。23.A: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有个上司替你撑腰。24.C:尽管去跟别人打笔仗,不过你得先准备好一件厚大衣。(衍伸自B的一句名言,B曾解释说他之所以避开独立战争,选择留在伊斯坦布尔占领区,是因为“我受不了安卡拉的冬天”。)25.B:回答读者来信。如果没有人写信来,那么就自己瞎掰几封,然后回答这些信。26.C:雪赫拉莎德是我们的前辈和导师。记住,你所做的,只是在组成“生命”的每一个事件中,增添十到十五页的故事。27.B:不必读太多书,但每一本都要以热情来阅读。如此,你将会比那些囫囵吞枣的人显得更为饱览群书。28.C:要积极,努力结识重要人物,这么一来,等他们翘辫子后你才会有相关的往事可以写。29.A:别以“亲爱的亡者”作为悼文的引言,结果到头来却是在侮辱死者。30.A、B、C:千万克制自己避免用下面的句子:一、亲爱的亡者昨天还在世上。二、文人总是受到忘恩负义的对待——我们今天所写的文章到了明天就被人遗忘。三、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收音机里的某个节目?四、时间过得真快!五、倘若亲爱的亡者还活在世上,不知道他会怎么看待这一丑闻?六、在欧洲,大家不会这么做。七、几年以前一块面包只卖这么几库鲁。八、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联想到这个和这个。31.C:只有对写作艺术亳无概念的人才会用“然后”这个词。32.B:任何艺术风味,都不应该出现在专栏中;出现在专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是艺术。33.C: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艺术欲求,强xx了诗词,别去仰慕这种人的才智。(讥讽B的诗意倾向。)34.A:信笔挥洒地写,你将会轻易得到读者。35.C:呕心沥血地写,你将会轻易得到读者。36.B:如果你呕心沥血地写,你将会得胃溃疡。37.A:如果你得了胃溃疡,你将会成为艺术家。(到这里,他们发现彼此头一次和乐融融地交谈,不禁哑然失笑。他们全笑了起来。)38.B:快一点变老。39.C:没错,尽可能快一点变老。要不然你如何写得出一篇动人的迟暮之作?40.A:三大课题,毋庸置疑地,是死亡、爱情和音乐。41.C:不过你必须替爱情的主题下定论:什么是爱?42.B:去寻找爱。(提醒读者,这里插入一段长长的沉默、静寂和阴郁。)43.C:把爱隐藏起来。毕竟,你可是一位作家!44.B:爱是一种追寻。45.C:把你自己隐藏起来,如此一来,人们会以为你真的有不可告人之处。46.A:让人们猜测,以为你有个秘密,女人便会爱上你。47.C:每一个女人都是一面镜子。(这时他们又开了一瓶茴香酒,也倒了一点给我。)48.B:牢牢记住我们。(我当然会记住,阁下!我说。而我也确实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提及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相信细心的读者可以作证。)49.A:到街上去走走,研究人们的脸。那会是一个好题材。50.C:让人们假定你知道一件历史悬案。不过,很遗憾地,你却不能写出它的来龙去脉。(紧接着,C说了另一个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对他的爱人说:“吾即汝”——日后我会将它改写成另一篇文章——我感觉到是这个奥秘的出现,把半世纪以来互相指责的三位作家结合到同一张桌子上。)51.A:绝对不要忘记全世界都讨厌土耳其人。52.B: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爱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母亲。你要这么做。53.A:不要引用题词,它们只会杀死作品中的神秘!54.B:如果作品难逃一死,那么尽管扼杀神秘。杀死倡导神秘的假先知!55.C:如果你非得要引用题词,那么不要取材自任何从西方传来的书籍,那儿的作家和主角跟我们截然不同。除此之外,也绝对不要从任何一本你没读过的书里取材。毕竟,这正是鞑迦尔[1]鞑迦尔,伊斯兰教中,末日到来之前将要出现的假救世主。他将统治四十天或四十年,接着被降临的救世主马赫迪所消灭,那时候,整个世界将归向真主。[1]的末世学。56.A:记住,你既是撒旦也是天使,既是鞑迦尔也是“他”——一个完全善良或完全邪恶的人终究会让读者倒胃口。57.B:然而,万一有读者发现,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被伪装成“他”的鞑迦尔耍得团团转,原本他一直认定看似救主的人竟然是鞑迦尔,那么他很可能趁你不备在暗巷里打死你。我可不是在唬人!58.A:没错,所以你必须把秘密藏起来,千万不可以把这一行的秘密给出卖了!59.C:这个秘密便是爱,你要牢记在心。关键的字眼就是爱。60.B:不,不对,关键的字眼写在我们的脸上。去观看,去倾听。61.A:是爱,是爱,是爱、爱、爱!62.B:对于抄袭也不要过于胆怯,毕竟,在阅读与写作的领域里,我们之所以能得到这无足轻重的成就,其中的秘密,正如我们所有其他秘密一样,都藏在神秘主义的镜子里。你听过鲁米的《两画家之争》这个故事吗?他也是从别的地方偷来的,但他自己……(我知道这个故事,阁下,我说。)63.C: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开始质疑究竟一个人能不能做他自己,到那时候,你也会开始质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搞懂过这个秘密,这你可别忘了!64.B:也别忘了老旧的公车、草率成书的作品、有毅力的人,还有那些理解力比不上别人的家伙。车站的某处响起一首曲子,也许是从这家餐厅里传出来的,歌词吟诵着爱情、痛苦和生命的空虚。这时他们忘却了我的存在,陡然忆起自己是那冒着胡子的年老的雪赫拉莎德,于是便开始和乐融融、同仇敌忾、忧伤抑郁地叙旧起来。下面是几则他们述说的故事:有一位不幸的专栏作家,他终生的志向便是解说穆罕默德升上七重天的旅程,然而,当他发现原来但丁早已抢先一步时,他便抑郁而终;有一个疯狂而变态的苏丹和他的妹妹,小时候拘谨得像是菜园里的稻草人;有一位作家,在妻子弃他而去之后,便不再做梦;有一位读者,莫名地幻想自己是普鲁斯特与阿尔贝蒂娜的合体;有一位专栏作家,他假扮成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久——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幸福报》的报社桌前。忽然间门倏地打开,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种军装”,大步跨入室内,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喊道:“过来!”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戴上你的毡帽!走吧!”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一同离去。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静候答案。“去见巴司玛贝因席!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这男人叫道。他面前摊着一份《幸福报》。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男人于是喊了起来:“叛徒!忘恩负义!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捣成肉酱!”虽然怕得半死,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诗中的叠句是“春天是否永远不来?春天是否永远不来?”他想解释,便说:“阁下……”“他还不肯闭嘴……去站在门口!”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再次被领进里面。但年轻人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自大狂!畜生!混账!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你叫什么名字?”“拉西姆。”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作家与诗人》中讲述这件事,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态度随即改变。“请坐吧,小兄弟,”他说,“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他拉开抽屉,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递给他五里拉,说:“得了。这件事别说出去。”如此打发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为他的特点。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没小说家坦皮纳、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也写过相关著作,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因此不曾怀念“失落的黄金时代”。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也不去挖掘历史,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局限在当下: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不过如此而已。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其矫揉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他写过小说和诗,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开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家的压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仅留下空白处),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假使政治禁令及其褊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历史。)就这样,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市集日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雪仗滑雪橇,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随时带着笔记本”。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末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因身为《见识报》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报社因随意刊载一篇事后被认为令人不快的文章而关闭后,他有一段时间被称做“没见识的艾丰迪”)。他毫不留情地直面日常生活,经常劝告读者,也常责备他们,虽然文章枯燥无味,他却当之无愧地作为他那时代最严谨的伊斯坦布尔“书信作家”而被人们怀念。这些首先记述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专栏作家捕捉城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并加进趣闻轶事和幽默见解,还帮着建立伊斯坦布尔街道、公园、花园、商店、船、桥、广场、电车的礼仪。由于批评苏丹、国家、警察、军队、宗教领袖或权力更大的议员皆属不智之举,文学精英们的嘲笑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走在街上关心自己的事、为养家糊口而艰苦奋斗的市井小民。我们之所以熟知这些教育程度不及专栏作家和报刊读者的伊斯坦布尔不幸之人——他们一百三十年来在街上做的事,他们吃的东西,说的话,他们发出的声音——都得归功于这些屡屡愤怒、时而慈悲、不断批评的专栏作家,他们以写下这些为己任。学会识字的四十五年后,我发现每当我的眼光落在报纸专栏上时,无论它是威胁我走回传统还是使我加倍西化,我都会马上想起母亲说的“不要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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