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尚未安拉,卡微笑着说

日期:2019-10-03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从教长的修道院出来,在雪中返回旅馆的路上,卡想很快又可以见到伊珂了。在经过哈立特帕夏大街时,先是碰到一大群人民党的支持者,后来又碰到从大学入学考试补习班出来的学生。他们聊着晚上的电视节目,聊着搞化学的人的花招,正如我和卡那个年纪时一样,互相尖刻地挖苦取笑。在一所公寓门口,卡看到了从楼上牙医诊所哭着出来的小女孩和拉着她的父母。从衣着上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卡也马上明白了,因为父母疼爱他们的孩子,所以没有带她去公立医院而来私人诊所,他们相信在这里孩子可以少受些罪。从一扇敞开的门,从一家卖女袜、烫发卷、化妆笔、电池和磁带的小店里,传来了佩皮诺?迪?卡普利的《罗伯塔》,这首歌是他童年时冬天的清晨坐着叔叔的车去海峡兜风时常听的,一种感动从内心升起,他以为又是一首新诗,便走进出现在他面前的第一家茶馆,立刻坐在第一张空桌前取出了笔和本。卡手里拿着笔,湿润的眼睛盯着空白纸看了一会儿,知道这首诗写不出来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乐观的情绪。茶馆里挤满了失业者和学生,卡看见墙上除了瑞士风景画外,还有戏剧海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漫画和新闻、关于参加公务员考试条件的通告、卡尔斯足球队今年联赛对阵情况的图表。踢过的几场比赛大多以失败告终,比赛结果用各种不同的笔填在表格内,被埃尔祖姆足球队以6∶1的比分战败的那场比赛结果旁,写着几行诗,它们被卡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第二天将在“幸运兄弟”茶馆里创作的那首名为“全人类和星辰”的诗里:就算母亲从天堂来了,用她的臂膀把我们紧搂,就算无情的父亲能让她一个晚上不挨揍,还是没有屁用,你的屎都冻硬了,你的心灵也干枯了,一点希望都没有!假如有人来到了卡尔斯城,那你就清清下水道让他走。卡觉得这首诗挺有意思,把这四行诗抄到了本子上,正在这时,奈吉甫从后面一张桌子过来坐下,面带欣喜,卡根本想不到在他脸上能有这种表情。“很高兴能见到你,”奈吉甫说。“你在写诗吗?我朋友说你是无神论者,我向你道歉。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无神论者。可实际上你也不可能是无神论者,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后来他又说了一些事情,卡认为这些事情相互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为了看晚上的表演,他和同学们逃学了,但他们只能坐在后面,因为他们当然不想在电视直播时被校长认出来。逃学让他很高兴。他和同学们约好了要在民族剧院会合。他们知道卡要在那儿朗诵他的诗。在卡尔斯大家都在写诗,可卡是他生平见到的第一个能发表自己诗歌的诗人。他可否请卡喝杯茶?卡说自己有急事。“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奈吉甫说。“我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并不想对你不敬,我只是非常好奇。”“请讲。”他先是神经质地点了支烟,然后说道:“如果说没有安拉的话,就意味着没有天堂。那么那些成千上万一无所有的人、贫穷的人和受折磨的人也就去不了天堂了。那么穷人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其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且还要白白地吃这么多苦?”“有安拉,也有天堂。”“不,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是因为同情我们。等你回德国以后,你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认为没有安拉。”“多年来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幸福,”卡说,“我为什么不能信仰你所信仰的呢?”“因为你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上流社会,”奈吉甫说,“他们从来不信仰安拉。他们只信仰欧洲人信仰的东西,自认为比自己国家的民众高贵。”“也许在伊斯坦布尔时我属于上流社会,”卡说,“可在德国,谁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只是个孤独的人。我在那儿备受煎熬。”从奈吉甫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沉思的目光,使卡感觉到年轻人是在仔细思考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那你为什么要触怒政府而逃到德国去呢?”他问道。他看到卡神情忧郁,便说:“算了!假如我有钱,我会为此感到羞愧,也会因此而更加信仰安拉的。”“但愿有朝一日我们都很有钱。”卡说。“我所想的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我不是那么简单的人,我不想成为有钱人。我想成为诗人、作家。我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可能会在卡尔斯的一份名为《矛》的报纸上登出。可我不想把它登在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报纸上,我想把它发表在有成千上万份发行量的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就在我身上。我读给你听,然后请你告诉我,它能不能在伊斯坦布尔发表。”卡看了看表。“很短!”奈吉甫说。就在那时停电了,整个卡尔斯陷入了一片黑暗。奈吉甫就着炉火,跑到柜台取来了蜡烛,点着后往盘子上滴了几滴,粘好,放在了桌上。从口袋取出几张皱皱巴巴的纸,时不时激动地咽着唾沫,用颤抖的语调读了起来。公元3579年,有一颗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的星球,名叫加沙利,在这颗星球上,人们非常富有,生活也比我们现在安逸得多,可他们并不像物质主义者们认为的那样:既然“我们富有了”就不再重视精神了。相反,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存在和消亡、人类和宇宙、安拉与其奴仆等问题。因此,在这个红色星球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所伊斯兰科学与宣教高中,这里所有的学生都很聪明、勤奋。这所高中里有两个好朋友:奈吉甫和法泽尔,他们的名字来自作家奈吉甫?法泽尔,这位作家1600年前写的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著作人们至今仍在广为传阅。这两个好朋友将这位大师的著作《大东方》读了很多遍。夜晚,在宿舍,他们避着大家,钻进同一个被窝,并排躺在法泽尔的上铺,看着刚落在水晶屋顶上就消失了的蓝色雪花,他们将每一片消失的雪花都比作消失的一个星球,相互在耳边低声诉说着他们对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打算。那些不怀好意的家伙们,由于妒忌,开他们的玩笑,向他们泼脏水。而终于有一天,阴影笼罩了这纯洁的友情:他们同时爱上了这偏远小城里最美的少女希吉兰。尽管他们知道希吉兰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这也没能使他们放弃这无可奈何的爱,正好相反,他们对她的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了。因而,这个星球对于他们中的一人来说是多余的了,他们非常清楚他们中的一人必须死去,因此,他们做了约定:不管谁先死,这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后,不管有多少光年的距离,都一定要回来,要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人讲述他们最关心的事:人死之后的生活。谁死,怎么死,他们却怎么也确定不下来,因为两人都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为另一人的幸福牺牲自己。其中一人,比如法泽尔,如果说咱们同时用手触电吧,奈吉甫知道这只不过是法泽尔想牺牲他自己的一个把戏,因为他马上发现自己这边的电源插头电力不足。这种犹豫不决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也使他们非常痛苦,但这一切在一天夜里突然结束了:奈吉甫晚间听课回来,在上铺看见了被枪弹射中了的好朋友的尸体。第二年奈吉甫和希吉兰结婚了。新婚之夜,奈吉甫告诉希吉兰他和朋友之间的约定,并且告诉他有朝一日法泽尔的灵魂会回来。希吉兰也告诉奈吉甫,实际上自己爱的人是法泽尔,法泽尔死后她终日以泪洗面;她还告诉奈吉甫说,只因为奈吉甫是法泽尔的好朋友,而且长得相像,自己才同他结的婚。因此他们没有做爱,在法泽尔从另外一个世界归来之前,他们也禁止自己爱上对方。可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开始是精神上,然后是肉体上,他们开始渴望得到对方。一天晚上,他们因为一次检验而被发送到了地球上小小的卡尔斯城,就在这个夜晚,他们终于无法自拔,疯狂地做爱了。他们好像忘记了曾使他们的良心像牙疼般难受的法泽尔,只是内心中一种犯罪感越来越强烈,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突然,伴随着恐惧而来的一种奇怪的感觉几乎使他们窒息,他们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他们面前的电视机自动亮了,法泽尔像个幽灵般地出现在了屏幕上,闪着光,很清晰。他额头上和嘴唇下方中弹的部位还跟新的一样,伤口带着血。“我很痛苦,”法泽尔说,“我转遍了另外那个世界。(奈吉甫说,关于这次旅行,他将从加扎利和伊本?阿拉比那里获得灵感,把所有的细节都写出来。)得到了安拉天使们最多的关照,我还去了被认为是宇宙中最难以到达的地方,我看到那些系着领带的无神论者们和嘲笑民众信仰的狂妄之徒们、那些殖民主义者们还有那些实证主义者们在地狱里所受的可怕的惩罚,可我还是没能感到幸福,因为我的脑子还在这儿,跟你们在一起。”夫妻俩吃惊而又恐惧地听着这个不幸幽灵的诉说。“多年来使我感到不幸的不是有一天我会看到你们两人像今夜这么幸福。因为我希望奈吉甫比我更幸福。作为朋友,我们曾是如此相爱,我们无法杀死对方,也无法杀死自己。我们珍视对方的生命超过了自己的,好像两个人同时穿上了一件让人不死的铠甲。这是一种多么幸福的感觉。可我的死证明了我相信这种感觉是错的。”“不!”奈吉甫大喊道。“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比你的还可贵。”“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不会死,”法泽尔的幽灵说。“你也不会同美丽的希吉兰结婚。我死了,是因为你心中暗暗希望我死,这种希望甚至你还想瞒着你自己。”尽管奈吉甫又强烈反对,可幽灵根本就不听他说的。“我怀疑你不仅只是希望我死,黑夜里我躺在上铺睡觉时被狡猾地击中了额头和下巴,我怀疑你也染指于此事,你和伊斯兰教的敌人们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合作,这种恐惧使我在另一个世界无法得到安宁。”幽灵说。奈吉甫沉默着,他不再加以辩解。“要让我摆脱这种不安进入天堂,要洗刷对你的这种可怕的怀疑,只有一条路!”幽灵说。“无论杀死我的凶手是谁,把他找出来。七年零七个月了,他们竟找不出一个嫌疑人来。我要报复杀死我的人,甚至要报复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个无耻的家伙不受到惩罚,我在这个世界就得不到安宁,你们在那个短暂世界——即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也将不会得到安宁。”夫妻两人泪流满面,惊魂未定,还没等他们作出什么反应,幽灵突然就从屏幕上消失了。“那后来呢?”卡问。“我还没决定怎么继续写呢,”奈吉甫说,“要是我写这部小说,你认为能卖得好吗?”他看到卡没吭气,马上又补充道:“可实际上每一行写的都是我全身心相信的东西。你认为这部小说讲了些什么?我读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你全身心地相信今世只是在为来世做准备,我明白了这一点,这也令我汗毛林立。”“是的,我相信是这样,”奈吉甫激动地说,“但这是不够的。安拉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过得幸福。可这又是多么的难!”他们想着这个问题,陷入了沉默。这时来电了,可茶馆里的人们像还是待在黑暗中一样谁也不出声。茶馆老板开始用拳头砸那没了图像的电视。“我们坐了二十分钟,”奈吉甫说。“我们那帮人大概已经等不及了。”“我们那帮人指的都是谁?”卡说。“法泽尔也在他们当中吗?这是你们的真名吗?”“奈吉甫这名字当然和小说中的奈吉甫一样都是假名。你别像警察那样问这些问题!法泽尔根本不来这些地方,”奈吉甫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法泽尔是我们当中最虔诚的穆斯林,他也是我最信任的人。可他害怕沾上政治后会被列入名单,会被学校开除。他叔叔在德国,会带他走,我们就像小说中那样非常相爱,如果有人杀了我,我相信他会替我报仇的。我们实际上比小说中写得还要亲近,不管我们相隔多远,都能说出对方在做什么。”“现在法泽尔在做什么?”“嗯……”奈吉甫说,他做了个奇怪的手势,“在宿舍看书。”“希吉兰是谁?”“和我们一样,这也不是她的真名。但希吉兰不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而是我们给她起的名字。有些人不停地给她写情书、写诗,可都不敢送给她。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的话,我总希望能和她一样美丽、聪明和勇敢。她是戴头巾姑娘们的领袖,她无所畏惧,很有个性。实际上最初受她无神论者父亲的影响,她也没有信仰,在伊斯坦布尔当模特,在电视上露屁股露腿。为拍一个洗发香波的电视广告她来到了这儿。在卡尔斯最贫穷、最肮脏可又是最美的街道——加齐阿赫麦德?穆赫塔尔帕夏大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在镜头前停下,一下散开头发,她像摇着一面旗子似的摇着那长达腰际的金黄头发,一边说:‘尽管美丽的卡尔斯城肮脏不堪,可由于有了布兰达克斯,我的头发仍然总是闪闪发亮。’广告要在全世界播出,全世界都会笑话我们。当时领导头巾斗争的是教育学院的两个姑娘,她们从电视和一些写她同伊斯坦布尔纨绔子弟八卦新闻的小报上了解到了她,并暗自崇拜她;她们邀请她一起去喝茶。希吉兰到那里最初是为了嘲笑她们。到那儿后,她很快就对姑娘们感到不耐烦了,便说:‘既然你们的宗教——是的,当时她说的不是我们的宗教,而是你们的宗教——禁止你们露出头发,而政府却禁止盖住头发,你们可以像某某人一样——她说了一个外国摇滚歌星的名字——剃光你们的头发,在鼻子上戴个铁环!那样的话,全世界就都会来关注你们的。’姑娘们当时的处境是如此可怜,面对这样的嘲讽竟和她一起笑了起来!希吉兰胆子更大了,她说:‘把这块将你们带入中世纪黑暗的破布从你们美丽的头发上摘掉吧!’说着她伸手想去摘掉那个胆子最小的姑娘的头巾,可此时手却停住不动了,她突然扑倒在地,请求那位姑娘——她那傻得不能再傻的弟弟就在我们班上——原谅。第二天,她又来了,其后一天又来了,最后加入到她们之中,再也没有回伊斯坦布尔。她是个少女,她把头巾变成了受压迫的安纳多鲁穆斯林妇女的一面政治旗帜。请相信我!”“那在你的故事里为什么除了提到她是少女外,再没有提到有关她的其他事情?”卡问道。“奈吉甫和法泽尔为了她而自我牺牲之前为什么没想起来问问希吉兰的想法?”奈吉甫有双很漂亮的眼睛,两小时零三分后其中一只眼睛会被子弹打穿。他抬起这双眼睛,凝视着黑暗中像缓缓流动的诗一般飘落的雪,陷入了一阵令人焦躁的沉默。“是她,就是她!”奈吉甫低声喃喃地说道。“谁?”“希吉兰!在街上以为尚未安拉,卡微笑着说。!”

她从街上走了进来。身上穿了件紫色的薄外套,脸上那副墨镜让她挺像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是卡童年起就看见很多妇女戴着的那种,并没有什么特点,一点也不像是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看见这个年轻女人朝自己走来,卡像看见老师走进教室的学生一样站了起来。“我是伊珂的妹妹,”女人微笑着说,“大家都等您吃晚饭呢。我父亲要我把您带回去。”“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卡问。“在卡尔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共知的,”卡迪菲说,她并没有笑。“但愿这种情况只有在卡尔斯才有。”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卡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诗人兼小说家朋友!”卡向她介绍奈吉甫。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但没有握手。起初卡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紧张。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明白他们没握手是出于这两个穆斯林之间“回避男人”的规定。奈吉甫的脸变得煞白,像是在看着从太空来的希吉兰似的看着她,可卡迪菲的举止再平常不过了,茶馆中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人回头瞅她,她不像她姐姐那么漂亮。可在雪中同她一起走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时候,卡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的脸被头巾围着,虽没她姐姐那么漂亮,可看上去单纯而洁净,卡看着她的脸,望着她那双同她姐姐一样的淡褐色的眼睛,同她轻松地聊着天,发现她很有魅力,甚至想从现在开始就要背叛她姐姐了。刚开始,他们聊起了天气,这是卡没想到的。就连那些整天以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的老人们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卡迪菲都知道。她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低气压冷空气气流还会持续两天,这雪要是接着下的话路可能还要封两天,萨热卡莫什的雪都下到160厘米厚了,卡尔斯人根本不相信天气预报,大家都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保持冷静,故意把气温报高5-6度(可谁也不会跟卡说起这事)。童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她和伊珂总是希望雪下得大些:雪使她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和短暂,使她感到尽管存在敌意可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还使她感到时空的广阔和人的世界的狭窄。所以雪下得越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近。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成吉思?托派尔烈士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碰见任何人。雪中同卡迪菲一起走路让卡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有些不安。卡盯住街尽头一个橱窗里发出的灯光:好像怕转过头再多看几眼卡迪菲的脸,就会爱上她似的。他是爱上了她姐姐吗?为了要疯狂地爱上她姐姐,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愿望,他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走到街尽头的时候,橱窗玻璃上的一张纸上写着:“因今晚有演出,自由家园党总裁候选人——尊敬的济赫尼?塞维克的会议推迟。”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在狭小的“快乐”啤酒馆里,在演出开始前二十分钟,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剧组像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似的豪饮着。酒馆橱窗上贴满了竞选宣传标语,其中有张黄纸,上面印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卡看到这张纸,就问卡迪菲对苔丝丽梅的自杀怎么看。“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在德国,你可以把苔丝丽梅的事编成很有趣的故事。”卡迪菲微微有些生气。“我刚开始认识卡尔斯,”卡说,“但对它越了解,越是无法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脆弱、所受苦难的徒劳都使我感到非常难过。”“只有没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才会觉得忍受苦难是徒劳的。”卡迪菲说,“因为只要是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长时间忍受没有信仰,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可苔丝丽梅在痛苦的最后一刻,像无信仰的人一样选择了自杀。”在酒精的作用下,卡固执地说。“是的,苔丝丽梅自杀身亡意味着她犯下了罪孽。因为《古兰经》“妇女”这一章第二十九节很明确地禁止自杀。但她的自杀及所犯的罪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心中就缺少了对她深深的关爱。”“你是说,我们可以全身心的爱一个受宗教谴责的不幸者吗?”卡想刺激一下卡迪菲,“你是想说,我们可以像不需要上帝的西方人那样不是凭借我们的心灵,而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思考来相信安拉吗?”“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明确的,不能由我们这些真主的奴仆来讨论。”卡迪菲自信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就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不说是跟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跟世俗主义者我都不想和他们讨论我的宗教,请原谅。”“有道理。”“我也不是那种对世俗主义者说伊斯兰教是世俗宗教的谄媚者,”卡迪菲补充说。“有道理。”卡说。“你说了两遍有道理,可我并不认为你相信我说的话。”卡迪菲微笑着说。“还是有道理,”卡微笑着说。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他会放弃她姐姐而爱上她吗?卡很清楚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可他还是禁不住暗自这么想了。当他们在黑山大街遇到人群的时候,卡开始把话题转到诗歌上来,然后生硬地过渡了一下说奈吉甫也是个诗人,接着就问她是否知道宗教学校有她的很多崇拜者,他们叫她希吉兰。“叫我什么名字?”卡简单地讲了讲关于希吉兰的故事。“这些没有一个是对的,”卡迪菲说,“我从来没听宗教学校我认识的同学说起过这些。”走了几步后她又微笑着说:“可洗发香波的故事我以前听过。”为了展示有关好的传说的来源,她提醒卡,建议戴头巾的姑娘们剃光头发以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尔一个让人讨厌的有钱的记者。“这些故事里只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头巾的姑娘们那里就是为了去嘲笑她们!那时候我也挺好奇的。这么说吧,我是带着几分好奇但又是为了嘲笑她们而去的。”“后来怎么样?”“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教育学院的分数线,而且我姐姐在卡尔斯。后来我和那些姑娘们成了同班同学,就算你不信安拉,她们也会邀请你去她们家做客,而你自然也会去。即使是以我那时的眼光来看她们,我也觉得她们是对的。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我们未经允许就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我们抓了进去。一天后我们从监狱出来,这时如果我要说,‘我放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不信!’的话,卡尔斯所有的人都会朝我脸上吐口水。现在我知道,是安拉为了让我找到正道而给我施加了这些压力。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你别这样看我,我觉得你在同情我。”“我没这么看你。”“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觉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觉得自己比你优越,这一点你也要知道。”“你父亲对此怎么说?”“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我不会说,”卡说,他停下来,抖去了身上的雪,“我们不是从这个方向直接回旅馆的吗?”“从这儿也可以回去。雪下个没完,要说的东西也还没说完。我给你指指肉店的位置。‘神蓝’想让您做什么?”“没什么。”“他提起过我们,提起过我父亲和我姐姐了吗?”卡看到卡迪菲的脸上有种不安的表情。“我记不起来了。”他说。“所有人都怕他。我们也一样。所有这些店铺都是这里最有名的肉店。”“你父亲怎么打发时间?”卡问道。“从来不离开旅馆——你们家吗?”“他经营这个旅馆。他指挥每一个人,向管事、清洁工、洗衣妇和服务生等下命令。我和姐姐也照应着。父亲很少出门。您是什么星座?”“双子座,”卡说,“有人说双子座的人喜欢撒谎,可我不知道。”“您是不知道他们经常撒谎呢,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过谎?”“如果您相信星座的话,您应该从某个地方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是的,我姐姐说您今天写诗了。”“您姐姐什么事都告诉您吗?”“我们这里有两种娱乐:聊天和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也聊天,聊天的时候也看电视。我姐姐很漂亮,是吗?”“是的,很漂亮,”卡用很尊敬的语气说,“您也很漂亮。”他很有涵养地补充道,“您把这个也告诉她吗?”“我不会说,”卡迪菲说,“让它成为咱们的秘密吧,共同拥有秘密是成为朋友的最好的开始。”她抖去落在紫色外套和长雨披上的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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