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阵子卡迪菲对卡说,卡微笑着说

日期:2019-10-03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她从街上走了进来。身上穿了件紫色的薄外套,脸上那副墨镜让她挺像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头上戴着一条头巾,是卡童年起就看见很多妇女戴着的那种,并没有什么特点,一点也不像是伊斯兰政教徒的标志。看见这个年轻女人朝自己走来,卡像看见老师走进教室的学生一样站了起来。“我是伊珂的妹妹,”女人微笑着说,“大家都等您吃晚饭呢。我父亲要我把您带回去。”“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卡问。“在卡尔斯,每时每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所共知的,”卡迪菲说,她并没有笑。“但愿这种情况只有在卡尔斯才有。”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表情,卡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诗人兼小说家朋友!”卡向她介绍奈吉甫。他们互相打量了一下,但没有握手。起初卡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紧张。后来再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明白他们没握手是出于这两个穆斯林之间“回避男人”的规定。奈吉甫的脸变得煞白,像是在看着从太空来的希吉兰似的看着她,可卡迪菲的举止再平常不过了,茶馆中这么多男人,却没一个人回头瞅她,她不像她姐姐那么漂亮。可在雪中同她一起走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的时候,卡觉得自己很幸福。她的脸被头巾围着,虽没她姐姐那么漂亮,可看上去单纯而洁净,卡看着她的脸,望着她那双同她姐姐一样的淡褐色的眼睛,同她轻松地聊着天,发现她很有魅力,甚至想从现在开始就要背叛她姐姐了。刚开始,他们聊起了天气,这是卡没想到的。就连那些整天以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的老人们所知道的所有细节,卡迪菲都知道。她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低气压冷空气气流还会持续两天,这雪要是接着下的话路可能还要封两天,萨热卡莫什的雪都下到160厘米厚了,卡尔斯人根本不相信天气预报,大家都说,政府为了让老百姓保持冷静,故意把气温报高5-6度(可谁也不会跟卡说起这事)。童年时,在伊斯坦布尔,她和伊珂总是希望雪下得大些:雪使她感觉到生命的美丽和短暂,使她感到尽管存在敌意可是人与人之间是非常相似的,还使她感到时空的广阔和人的世界的狭窄。所以雪下得越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小,它似乎盖住了敌意、急躁和愤怒,使人与人更加接近。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成吉思?托派尔烈士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打烊了,他们在沉默中走着,没碰见任何人。雪中同卡迪菲一起走路让卡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让他有些不安。卡盯住街尽头一个橱窗里发出的灯光:好像怕转过头再多看几眼卡迪菲的脸,就会爱上她似的。他是爱上了她姐姐吗?为了要疯狂地爱上她姐姐,他心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愿望,他知道这一点。当他们走到街尽头的时候,橱窗玻璃上的一张纸上写着:“因今晚有演出,自由家园党总裁候选人——尊敬的济赫尼?塞维克的会议推迟。”透过玻璃,他们看到在狭小的“快乐”啤酒馆里,在演出开始前二十分钟,苏纳伊?扎伊姆和他的剧组像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酒似的豪饮着。酒馆橱窗上贴满了竞选宣传标语,其中有张黄纸,上面印着:“人是真主的杰作,自杀是对真主的亵渎。”卡看到这张纸,就问卡迪菲对苔丝丽梅的自杀怎么看。“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在德国,你可以把苔丝丽梅的事编成很有趣的故事。”卡迪菲微微有些生气。“我刚开始认识卡尔斯,”卡说,“但对它越了解,越是无法讲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脆弱、所受苦难的徒劳都使我感到非常难过。”“只有没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才会觉得忍受苦难是徒劳的。”卡迪菲说,“因为只要是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长时间忍受没有信仰,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可苔丝丽梅在痛苦的最后一刻,像无信仰的人一样选择了自杀。”在酒精的作用下,卡固执地说。“是的,苔丝丽梅自杀身亡意味着她犯下了罪孽。因为《古兰经》“妇女”这一章第二十九节很明确地禁止自杀。但她的自杀及所犯的罪过并不意味着我们内心中就缺少了对她深深的关爱。”“你是说,我们可以全身心的爱一个受宗教谴责的不幸者吗?”卡想刺激一下卡迪菲,“你是想说,我们可以像不需要上帝的西方人那样不是凭借我们的心灵,而是根据我们的逻辑思考来相信安拉吗?”“古兰经是真主安拉的意志,是绝对的和明确的,不能由我们这些真主的奴仆来讨论。”卡迪菲自信地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宗教就没有可以争论的地方。可不说是跟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是跟世俗主义者我都不想和他们讨论我的宗教,请原谅。”“有道理。”“我也不是那种对世俗主义者说伊斯兰教是世俗宗教的谄媚者,”卡迪菲补充说。“有道理。”卡说。“你说了两遍有道理,可我并不认为你相信我说的话。”卡迪菲微笑着说。“还是有道理,”卡微笑着说。他们沉默着走了一会儿。他会放弃她姐姐而爱上她吗?卡很清楚一个戴着头巾的女人不会对他有什么吸引力,可他还是禁不住暗自这么想了。当他们在黑山大街遇到人群的时候,卡开始把话题转到诗歌上来,然后生硬地过渡了一下说奈吉甫也是个诗人,接着就问她是否知道宗教学校有她的很多崇拜者,他们叫她希吉兰。“叫我什么名字?”卡简单地讲了讲关于希吉兰的故事。“这些没有一个是对的,”卡迪菲说,“我从来没听宗教学校我认识的同学说起过这些。”走了几步后她又微笑着说:“可洗发香波的故事我以前听过。”为了展示有关好的传说的来源,她提醒卡,建议戴头巾的姑娘们剃光头发以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尔一个让人讨厌的有钱的记者。“这些故事里只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头巾的姑娘们那里就是为了去嘲笑她们蒙特卡罗正规网站,!那时候我也挺好奇的。这么说吧,我是带着几分好奇但又是为了嘲笑她们而去的。”“后来怎么样?”“我来这儿是因为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教育学院的分数线,而且我姐姐在卡尔斯。后来我和那些姑娘们成了同班同学,就算你不信安拉,她们也会邀请你去她们家做客,而你自然也会去。即使是以我那时的眼光来看她们,我也觉得她们是对的。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我们未经允许就进行了游行示威,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我们抓了进去。一天后我们从监狱出来,这时如果我要说,‘我放弃了,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不信!’的话,卡尔斯所有的人都会朝我脸上吐口水。现在我知道,是安拉为了让我找到正道而给我施加了这些压力。我曾经和你一样是个无神论者。你别这样看我,我觉得你在同情我。”“我没这么看你。”“你是这样看的。我不觉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觉得自己比你优越,这一点你也要知道。”“你父亲对此怎么说?”“我们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时局面也朝无法控制的方向在发展,我们也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彼此非常相爱。起初父亲为我感到自豪,我戴头巾去学校那天,他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亲留下的那面银框镜子里看头巾戴在我头上的样子,在镜子前他还亲了我。尽管我们很少交谈,但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这么做不是因为这是一次伊斯兰运动,而是因为这是一次反对政府的行动。父亲觉得‘这么做才是我的女儿’,可他像我一样,暗地里也感到有些害怕。当我们被关进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后悔了。他说政治警察们现在不光在调查我,现在还在调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家情报局的密探们不遗余力地对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现在他们开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们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女儿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后退了,父亲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不是有那么一些老人嘛,他们对于屋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炉火的劈劈叭叭声、开门的吱吱呀呀声、老伴在一些话题上的唠叨声,他们都听在耳朵里,可脑子却没什么反应;后来父亲对我和戴头巾姑娘们进行的这场斗争也持这种反应。他有时候为了报复,在来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显示出自己是无神论者,不过后来却和姑娘们一起指责起政府了。我看到这些姑娘们能在父亲面前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应对自如,有时就在家里集会。今晚有个姑娘会来。她叫韩黛,苔丝丽梅自杀后,在家人的压力下她决定摘掉头巾,可还没这么做。我父亲有时会说,所有这一切让他想起以前当共产主义分子的日子。有两种共产主义分子:一种是狂妄之徒,他们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为让国家振兴;另一种是天真的人,他们是为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热衷于政权,对谁都指手画脚,往往把事情办坏;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对自己办错事:可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们对穷人的痛苦怀着一种犯罪感,想一起来承担这种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更糟糕。父亲曾是名教师,后被辞退,他们曾对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个指甲,还把他关进了监狱。多年来和我母亲一起经营一个小文具店,做复印,他还翻译过法语小说,挨家挨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销过百科全书。在我们贫困又很不幸的日子里,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抱住我们哭起来。他很担心我们会出什么事。教育学院院长被刺后,警察来了旅馆,他开始害怕起来了。他也对他们说过这些话。我听说你见过‘神蓝’。你别给我父亲说这事。”“我不会说,”卡说,他停下来,抖去了身上的雪,“我们不是从这个方向直接回旅馆的吗?”“从这儿也可以回去。雪下个没完,要说的东西也还没说完。我给你指指肉店的位置。‘神蓝’想让您做什么?”“没什么。”“他提起过我们,提起过我父亲和我姐姐了吗?”卡看到卡迪菲的脸上有种不安的表情。“我记不起来了。”他说。“所有人都怕他。我们也一样。所有这些店铺都是这里最有名的肉店。”“你父亲怎么打发时间?”卡问道。“从来不离开旅馆——你们家吗?”“他经营这个旅馆。他指挥每一个人,向管事、清洁工、洗衣妇和服务生等下命令。我和姐姐也照应着。父亲很少出门。您是什么星座?”“双子座,”卡说,“有人说双子座的人喜欢撒谎,可我不知道。”“您是不知道他们经常撒谎呢,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过谎?”“如果您相信星座的话,您应该从某个地方发现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是的,我姐姐说您今天写诗了。”“您姐姐什么事都告诉您吗?”“我们这里有两种娱乐:聊天和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也聊天,聊天的时候也看电视。我姐姐很漂亮,是吗?”“是的,很漂亮,”卡用很尊敬的语气说,“您也很漂亮。”他很有涵养地补充道,“您把这个也告诉她吗?”“我不会说,”卡迪菲说,“让它成为咱们的秘密吧,共同拥有秘密是成为朋友的最好的开始。”她抖去落在紫色外套和长雨披上的积雪。

他们看见民族剧院门前聚集着一大群人,等着看一会儿的“演出”。尽管雪还是下个不停,但那些想找乐子的失业者、那些从宿舍或家里出来穿着衬衣夹克的年轻人、那些从家里偷着跑出来的小孩子,聚集在了这个有一百一十年历史的大楼前和人行道上。也有老老少少一家人一起来的。卡在卡尔斯第一次看到了一把打开着的黑伞。卡迪菲知道节目表中有卡的一首诗,可是卡却没有让这个话题继续展开,只是说他不会去那儿,他说他本来就没时间。他感觉一首新诗就要在他脑海中诞生,因而一直到旅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快步走着。饭前他找了个借口,说要收拾收拾自己,便立刻上了楼,脱去大衣,坐在小桌前飞快地写了起来。诗的主题是友情和知己。雪、星辰、特殊的幸福日子的情节和卡迪菲所说的一些话也被原原本本地写进了诗里。卡像是欣赏一幅画似的兴奋地看着一行行诗从笔尖流出。他用隐含的逻辑把同卡迪菲所谈的内容进行了加工。这首名为“星辰的友谊”的诗中写道:每个人都有一个星辰,每个星辰都有一个朋友,同每个星辰都有一个和自己类似的星辰存在一样,每个人也有与自己相类似的人,比如说知己。尽管他全身心地感受到了这首诗的音乐性和完美性,但还是有个别诗句和用词中存在缺陷,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脑子还在想着一会儿要同伊珂见面,还在想着吃饭要迟到了,还有就是因为自己太兴奋了。写完诗,他匆匆忙忙穿过大厅,走进了旅馆主人的套房。这间套房屋顶很高,挺宽敞。屋子正中央摆着餐桌,图尔古特先生坐在上首,两边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伊珂和卡迪菲,桌子一侧的顶端坐着另外一个女孩,她头上披着华丽的紫色头巾,卡立刻想到她就是韩黛。她对面坐着的是办报人塞尔达尔先生。大家坐在一起显得那么高兴,桌上的碟碟碗碗堆在那里有一种奇妙的美,库尔德佣人扎黑黛快步从后面的厨房出出进进,兴奋且动作麻利。看到这些,卡马上感觉到,图尔古特和他的女儿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晚上长时间坐在这个餐桌旁。“我一整天都在想您,一整天都在担心您,您去哪儿了?”图尔古特先生说着,站了起来。他突然靠近卡,和他拥抱了起来,卡以为他都快哭了。“每一刻都可能会有糟糕的事情发生。”他用一种悲观的语气说道。卡坐在图尔古特先生指给自己的位置上,正对着图尔古特先生,在桌子的另一头儿。他兴冲冲地喝完了面前的扁豆汤,餐桌上另外两个男人也开始喝起了拉克酒,其他人也把注意力从自己身上移到了电视屏幕上。这时他做了渴望已久的事情,他盯着伊珂那美丽的脸庞看了个够。我完全知道他在那一刻的感受,因为他后来把这无边无际的幸福非常详细地写在了他的本子上:他像个快乐的小孩子一样不停地手舞足蹈,坐立不安,好像现在他就要带伊珂去赶那趟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似的。图尔古特那张堆放着书、报纸、旅馆账本和票据的桌子上,台灯射出柔和的灯光。卡想像着不久后在法兰克福他和伊珂住的小公寓里,自己写字桌上的台灯会发出同样的灯光照在伊珂的脸上。突然他发现卡迪菲在看自己。他们对视时,卡迪菲的脸上似乎现出了一丝嫉妒,但马上被她用知己般的微笑掩饰住了。餐桌上的人们,时不时用眼角瞄一下开着的电视。民族剧院晚上演出的直播刚刚开始,一个细高个头、像根杆子似的演员,左摇右晃地开始主持节目,卡刚来那天夜里从客车上下来时在剧团的人群里见到过他。突然图尔古特先生用遥控器换了个台。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长时间地看着银屏上的黑白雪花。“爸爸,”伊珂说,“你为什么现在要看这个?”“这里下着雪……”她父亲说,“至少这是一个真实的画面,是一条真实的新闻。你也知道,长时间看同一个频道会伤我的自尊。”“那就关了吧,爸爸,”卡迪菲说,“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情,它伤了我们大家的自尊。”“讲给我们的客人听吧,”她父亲不好意思地说,“他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我也是。”韩黛说。她有一双非常漂亮的大大的黑眼睛,眼神中有一丝愤怒。大家立刻都安静了下来。“你讲吧,韩黛,”卡迪菲说,“这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才想说。”韩黛说。突然她脸上现出一丝奇怪的喜悦,像是想起什么高兴的事似的,她微笑着说:“今天是我们的好朋友苔丝丽梅自杀后的第四十天。苔丝丽梅是我们这些人中为宗教、为安拉的训导而进行斗争最坚定的。对她来说,头巾不仅意味着对安拉的热爱,而且也意味着她的信念和尊严。谁也想不到她会自杀。学校里的老师和家里的父亲为了让她摘掉头巾对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可她坚持着。她就要被学校开除了,在这里她读了三年,马上就要毕业了。她父亲是一家小店的老板,一天警察局的人威胁她父亲说:‘你女儿不摘掉头巾来学校的话,我们就关了你的小店,把你赶出卡尔斯。’因此,她父亲最初吓唬苔丝丽梅说要把她赶出家门,后来看到这没起多大作用,就想把她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鳏夫警察。这个警察竟然拿着花开始来小店找她,苔丝丽梅称他为‘金属眼老头’,她是那么地讨厌这个家伙,为了不嫁给他,她甚至决定要摘掉头巾了,可她无法这么做。我们中有些人赞同她的决定,不要同‘金属眼’结婚;有些人则说,‘你就威胁你父亲说要自杀。’这个主意我出得最多。因为我根本不想让苔丝丽梅摘掉头巾。我给她说过很多次,‘苔丝丽梅,自杀也比摘掉头巾强。’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自杀妇女,大多是出于没有信念、生活无着落和绝望的爱情,说自杀纯粹是想以此来吓唬他父亲。我根本没有想到虔诚的苔丝丽梅会自杀。可一听说她悬梁自尽了,我马上就相信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要处在她那种情况的话,我也会自杀的。”韩黛开始哭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伊珂走到韩黛身边,亲了亲她,又轻揉着她,卡迪菲也走过来搂住了她,手里拿着遥控器的图尔古特先生也说了些安慰的话,大家为了不再让她哭,一起开了些玩笑。图尔古特先生像哄小孩子似的让她看荧屏上的长颈鹿,而韩黛也像个听话的小孩儿似的用泪眼看着屏幕: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大概是在非洲腹地,一片林地中,树荫下一对长颈鹿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悠闲自得地缓缓走着,屋子里所有的人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生活,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了起来。“苔丝丽梅自杀以后,韩黛为了不让父母再为她担心,决定摘掉头巾去学校了,”过了一会儿卡迪菲对卡说,“他们在如此艰难、如此贫困的条件下,像养独生儿子一样将她养大成人。她的父母总是梦想着将来她会照顾他们俩,而韩黛也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柔声说着,像是耳语,可是她讲的话韩黛都能听见,泪眼汪汪的姑娘同大家一起看着电视的时候也在听她说话。“我们这些戴头巾的姑娘们最初劝她不要放弃斗争,可当我们明白摘掉头巾比自杀要好的时候,我们决定要帮助她。听从安拉的训导,把头巾当作旗帜的一个姑娘,让她摘掉头巾抛头露面是件很难的事。韩黛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为这个决定而苦思冥想。”卡像其他人一样有种犯罪感,可当他的胳膊不经意碰到伊珂的胳膊时,内心中有种幸福感蔓延了开来。图尔古特先生不停地换着频道,卡将胳膊靠在伊珂的胳膊上,寻找着自己的幸福。当伊珂也开始这么做时,他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伤感。荧屏上出现了民族剧院晚会的现场。杆子一样的细高个儿说,能参加卡尔斯历史上的首次直播,他感到非常荣幸。晚上演出的节目有寓意深刻的故事、国家队守门员的真情告白、政治史上令人汗颜的秘闻、莎士比亚和维克多?雨果的戏剧选段、一些出人意料的坦白、土耳其戏剧史和电影史上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笑话、歌曲、可怕的惊喜,还提到了“多年后悄无声息地回到国内的最伟大的诗人”卡的名字。伊珂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卡的手。“听说您晚上好像不愿意去那里。”图尔古特先生说。“在这里很好,我感到很幸福,先生。”卡将胳膊向伊珂贴得更紧。“其实我不想破坏您的好心情,”韩黛说。大家突然几乎对她都有些害怕了。“可今晚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没读过您的任何作品,可我知道您到过德国,是见过世面的人,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请您告诉我,最近您写过诗吗?”“来卡尔斯后我有了不少写诗的灵感。”卡说。“我想您可以告诉我,我该怎么来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写诗的?是靠苦思冥想吗?”在德国时,同土耳其读者们一起参加的诗会上,这是妇女们最常问诗人的一个问题,可卡每次都像是被问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似的感到很吃惊。“我不知道诗怎么写,”他说,“好的诗歌好像来自于身体外部,来自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看到韩黛怀疑地看着自己。“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理解苦思冥想的。”“我整天都在努力,可是眼前老是出现不了我想像中的东西,我想像不出我不戴头巾是什么样子。我眼前反而老是出现我想忘记的东西。”“比如说,是什么?”“戴头巾的姑娘越来越多后,安卡拉派了一位女士来劝我们摘掉头巾。这位‘说客女士’在一个房间里一个个地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地谈话。她问我们:‘你父亲打你母亲吗?你兄弟姐妹几个?你父亲一个月挣多少钱?戴头巾之前你是怎么穿着的?你喜欢阿塔图尔克吗?你家里墙上挂着什么画?你一个月去几次影院?你认为男女平等吗?安拉和政府孰轻孰重?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受过家庭暴力吗?’等等,有上百个问题,她把我们的回答写在纸上,把我们的资料也填进了表格里。她涂着唇膏,染着头发,不戴头巾,就像时装杂志里的人物一样,衣着华丽,可怎么说呢,实际上她又很纯净。尽管有时她的一些问题会把我们惹哭,但我们还是很喜欢她的……我们中有些人甚至想但愿卡尔斯肮脏的泥泞别把她弄脏了。再后来我就开始梦见她了,但一开始我没怎么当回事。现在我每次想自己摘掉头巾抛头露面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当成这位‘说客女士’。我也变成她那么华丽,穿着细高跟鞋,穿得比她还暴露。男人们对我都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羞愧。”“韩黛,你不想说的话就不用说这些让你难为情的事。”卡迪菲说。“不,我要说。因为在幻想中我是难为情的,可我并不为我的幻想感到难为情。就算我摘掉头巾,我相信我也不会成为那种想要男人们为其争风吃醋的女人,不会成为那种沉迷于淫欲的女人。因为我是在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情况下摘掉头巾的。可我也知道,人们即使是在不相信的情况下,甚至是在自认为不情愿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陷入淫荡的。男人,女人,我们所有的人晚上做梦时,都会和日常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一点都不想要的人一起造孽。不对吗?”“够了,韩黛。”卡迪菲说。“不对吗?”“不对,”卡迪菲说,她转向卡。“两年前,韩黛本来要和一个非常英俊的库尔德小伙子结婚的。可他参与了政治,被打死了……”“我不摘掉头巾和这没任何关系,”韩黛有些生气地说,“原因是我苦思冥想也想像不出自己摘掉头巾后会是什么样子。每次我集中注意力试着想像的时候,出现的要么是像那个‘说客女士’一样糟糕的陌生人,要么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哪怕只有一次我能想像出自己不戴头巾走进校门,穿过走廊,进入教室,我就能有勇气做成这件事,那样的话我就自由了。因为那样一来,我是凭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摘掉头巾的,而不是警察强迫的。可我不论怎么集中注意力,都无法想像出来那一刻。”“你不用那么重视那一刻,”卡迪菲说,“你就是在那一刻垮了,你还是我们心中的那个可爱的韩黛。”“我不是,”韩黛说。“因为我决定了要离开你们,要摘掉头巾,所以你们一定是打心底里责备我、蔑视我。”她转向卡。“有时我眼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个姑娘,不戴头巾进了校园,穿过走廊,走入我期盼已久的教室,甚至那一刻我都记起了走廊的味道和教室里沉闷的气氛。正在此时我在将教室与走廊隔开的玻璃上看到了那个姑娘,我所看到的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就开始哭起来。”大家都以为韩黛又要哭了。“是另外一个人并不足以让我如此害怕,”韩黛说,“使我害怕的是我再也不会回到现在这个样子,甚至会把它忘记。人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自杀的。”她转向卡。“您曾经想过自杀吗?”语气中有一些挑衅的味道。“没有,可人们在了解了卡尔斯的妇女之后,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对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女孩来说,自杀意味着我们想对自己的身体做主。上当受骗而失去贞洁的姑娘们,要和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结婚的纯洁的姑娘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自杀的。她们将自杀看作是对纯洁的一种渴求。您写过关于自杀的诗吗?”她本能地转向伊珂。“我是不是太让你们的客人心烦了?好吧,那就让他说说在卡尔斯他的那些诗是从哪儿来的,之后我就不烦他了。”“当我感觉诗就要来了的时候,我心中非常感谢把诗赐给我的‘他’,因为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幸福。”“也是他让你有了这么具体的诗吗?他是谁?”“我感觉他是在我不相信的情况下把诗赐给我的。”“你是不相信安拉呢,还是不相信是他把诗赐给了你?”“是安拉把诗赐予我的。”卡像受了什么启示似的说道。“他在这里看到了宗教活动是如何升级的,”图尔古特先生说。“也许他们还威胁了他……他出于害怕而开始信安拉了。”“不,这是出自我内心的,”卡说,“我想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您害怕了,我要谴责您。”“是,我是害怕,”卡几乎是喊了出来,“而且非常害怕。”像是被人用枪指着似的,他站起身来。这使餐桌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了不安。“在哪儿?”图尔古特先生喊道,他似乎也感觉到有人拿枪对着他们。“我不害怕,我什么都不在乎。”韩黛自言自语道。但她也和其他人一样看着卡的脸,想要弄清楚危险到底来自何处。多年后,塞尔达尔先生告诉我,那一刻卡的脸变得苍白,但那不是因为出于恐惧或因为眩晕感到不适,而是因为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幸福。女佣人则更甚一步,坚持说当时有一道光出现在了屋里,照亮了屋里所有的东西。从那天开始,卡在她的眼里就成了圣人了。这时屋里有人说,“来写诗的灵感了!”每个人显得比用枪指着自己更激动,更害怕。后来,卡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他对整个过程的描述,屋里的这种紧张气氛和儿时我们见过的招魂时那种等待的恐惧相似。我们有个朋友,他母亲年轻时候就守了寡,二十五年前,身材已经非常肥胖的她经常在晚上邀请一些人到她位于尼尚坦石后街的家里,举行招魂仪式。这些人中有其他一些不幸的家庭妇女,一个手指僵化了的钢琴师,还有一个年过中年的有些神经质的电影明星(我们经常会问:“她也来吗?”)和她那动不动就晕倒的妹妹,还有一个退役军官(他动不动就跟过时的电影明星打赌)。在这些夜晚,我和卡经常被我们的朋友从后面的房间悄悄地带到大厅,参加这些仪式。紧张等待的时候,有人会说:“哎,魂啊,要是你已经来了,就请发出些声音吧!”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会隐约听到啪啪的声响,会听到椅子的咯吱声,会听到一声轻呤,或是听到粗暴地踢桌腿的声响,这时会有人惊恐地说,“魂来了”。可此时此刻卡并不像是一个遇到魂灵的人,他径直朝厨房的门走去。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他喝多了,”图尔古特先生说,“哎,你们去帮帮他。”此时伊珂已经跑向卡,而他说这句话,正是为了让她看起来好像是他把她派过去的一样。卡坐在了厨房门边的一张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了本子和笔。“像这样,你们都站着看我,我没法写出来。”“我带你去里面的一间屋子。”伊珂说。伊珂在前,卡在后,他们经过了厨房,(扎黑黛正在这儿往面点上洒香气怡人的果露,)又穿过了一间冷冷的屋子,来到了后面一间昏暗的房间里。“你在这里能写吗?”伊珂打开了灯,问道。房间很干净,卡看到了两张收拾得很整齐的床,一张三脚桌被姐妹俩用来当床头柜,上面有装着雪花膏、唇膏、小瓶香水、巴达姆油、不是很执著的酒瓶收藏、书和一个拉链包,还有一个瑞士巧克力盒,里面装有各种刷子、笔、猫眼避邪珠手链、耳环和手镯;窗玻璃上结了冰,他坐到了靠窗户的那张床上。“在这儿我能写,”他说。“但你别走。”“为什么?”“不知道,”开始卡这么说,接着他又说:“我害怕,”而后他就开始写起了诗。这首诗的开头描述了童年时他叔叔从瑞士带给他的巧克力盒,巧克力盒上有在卡尔斯茶馆里看到的瑞士风景画。后来卡做了一些记录,以便理解在卡尔斯“来到”自己脑海中的这些诗,并对这些诗进行整理归类。根据他的这些记录,诗中的巧克力盒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块玩具表,两天后他才了解到这块表是伊珂童年时保留下来的,卡也就是从这块表出发,就童年时的时间和生命中的时间构思了一些东西……“我不想让你离开我,”卡对伊珂说,“因为我已经爱你爱得无法自拔了。”“你甚至都不了解我。”伊珂说。“有两种男人,”卡用一种教她的语气说,“第一种是,在爱上一个人之前,一定要知道姑娘是怎么吃三明治的,她梳什么样的发型,她不喜欢什么样的事情,她为什么生父亲的气,还有关于她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第二种则是,我就是这种人,对姑娘的情况不需要知道的太多,只要爱她就行。”“也就是说,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才爱我吗?你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吗?”“让人肯付出一切的爱就是这样的。”卡说。“等你知道我是怎么吃三明治的,知道我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之后,你的爱就会结束了。”“但那时我们之间的亲密感就会加深,就会变成缠绕我们身体的一种愿望,就会转化成为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幸福和回忆。”“你别站起来,在床沿上坐好,”伊珂说,“和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不能和任何人接吻。”面对卡的热吻,开始她并没有反抗,但接着她就推开了卡,说,“我父亲在家时,我不喜欢这样。”卡又一次强行吻了吻她,然后坐在了床沿上。“我们必须赶紧结婚,一起离开这里。你知道我们在法兰克福会多么幸福?”一段沉默。“你对我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爱上我的呢?”“因为你的美丽……因为我想像中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很幸福……因为我能毫无避忌地跟你说一切。我老是想像着我们在不停地做爱。”“在德国你都做些什么?”“我总是忙于写那些我写不出来的诗,也总是自己手淫……寂寞是一个自尊的问题,而人又会被狂妄自大埋葬。真正的诗人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长时间的幸福会让他变得平庸,长时间的不幸又会让他无法在自身找到创作诗的力量……幸福和真正的诗只能有短暂的交融。一段时间后,要么是幸福使诗和诗人变得平庸,要么是真正的诗摧毁幸福。我现在非常害怕回到法兰克福后生活不幸福。”“你可以留在伊斯坦布尔。”伊珂说。卡认真地看着她。“你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吗?”他轻声说道。现在他非常希望她对自己提出些要求来。女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什么都不想。”她说。卡感觉到了自己有些性急,但他也明白自己在卡尔斯只能待很短的时间,不久后他将呼吸不到这里的空气,除了性急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听着里屋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一架马车压雪经过窗前的声音。伊珂站在门口,清理着挂在梳子上的头发,陷入了沉思。“这儿是那么的贫困和不幸,人们都像你一样,甚至都忘记了自己想要些什么,”卡说,“在这里,人们想像的不是怎么生活,而是怎么去死……你会跟我走吗?……”伊珂没有回答。“如果是不好的答案,那就什么也别说,”卡说。“不知道,”伊珂盯着梳子说,“他们在里面等着我们呢。”“里面正酝酿着阴谋,我感觉到了,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卡说,“你告诉我。”停电了。伊珂一动不动,卡想抱住她,可是又怕独自一人回法兰克福,这种恐惧感充斥了他的全身,他动弹不得。“这么黑你没法写诗了,”伊珂说,“咱们走吧。”“你想让我做什么你才会爱我呢?”“做你自己。”伊珂说,扭身走出了房间。卡坐在那里是那么幸福,他很艰难地站起了身。在进厨房前的那间冷冷的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在屋里抖动的烛光下把脑子里的“巧克力盒”这首诗写在了他的绿皮本上。站起身时,卡就在伊珂的后面,他正想不顾一切去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长发中的时候,脑子里所有的一切就像在黑暗中一样纠缠在了一起。厨房的烛光里,卡看见伊珂和卡迪菲拥抱在了一起,胳膊搂着对方的脖颈,就像一对情人。“爸爸让我来看看你们。”卡迪菲说。“好的,亲爱的。”“诗没写吗?”“写了,”卡说着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但现在我想帮帮你们。”然而颤抖的烛光下,厨房里空无一人,卡眨眼之间倒满一杯拉克酒,不掺水,一口喝了下去,呛得眼泪直流,他赶紧给自己倒了杯水。走出厨房,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祥的漆黑之中。看见点着蜡烛的餐桌,他走了过去。餐桌上所有的人和墙上的黑影都转向了卡。“诗写出来了吗?”图尔古特先生问道。他先是停顿了几秒钟,想表现出并没把卡太当回事的样子。“是的。”“祝贺你。”他递给了卡一只酒杯,给卡倒上了拉克酒。“有关什么的?”“在这里,不管和谁交谈,我都认为对方是对的。在德国时游荡在外面街上的那种恐惧,现在进入了我的心里。”“我非常理解您。”韩黛深有体会似的说道。卡感激地朝她笑了笑,心里想对她说:“别摘掉头巾,漂亮的姑娘。”“您要是说和任何人交谈您都相信对方,因此在教长那里您就相信有安拉存在的话,我想纠正您一下。在卡尔斯,教长代表不了安拉!”图尔古特先生说。“在这儿谁能代表安拉呢?”韩黛尖刻地问道。图尔古特先生并没有生气。他固执而又好争吵,但心肠柔软,就像他当不了从不让步的无神论者一样。卡能感觉到图尔古特先生对自己女儿不幸生活的担心,同样也能感觉到他也害怕自我世界中一些习惯的消失。这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担忧,这是一个把每天晚上同女儿和客人们一起花几个小时争论政治、谈论安拉存在与否当成生活中惟一乐趣的男人害怕失去他在餐桌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担忧。电来了,房间一下子亮堂了。这里的人们对停电来电都很习惯了,他们没有像卡小时候所见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在来电的时候高兴地叫起来,也没有怀着兴奋而又担忧的心情去看看洗衣机是不是坏了,或是抢着去吹灭蜡烛,人们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图尔古特先生打开电视,开始用遥控器不停地换频道。卡悄声对姑娘们说,卡尔斯真是个寂静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声音都害怕。”韩黛说。“这,就是雪的沉寂。”伊珂说。带着一种失败的情绪,所有人都长时间注视着不断变换着频道的电视。餐桌下和伊珂的手刚握到一起,卡就想,他可以在这里白天打着盹,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晚上和这个女人手牵着手看着卫星电视幸福地过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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