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

日期:2019-10-10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的、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关于在我迄今为止的作家生活里最为根本的、并且是我所意识到的养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当地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而把这些讲给孩提时代的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叙述者。通过她们讲述的故事,我知道了自己的村子、自己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中删除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在山村妇女们讲述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缘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本地的历史、传说,但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学习的则是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在两者之间徘徊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的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的、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确定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故事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潮:即认为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作为宪法原则,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了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话题,是身患残疾的儿子对小说家的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在医学上,只能说是事故,出生时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经历了动摇和痛苦,以及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由此而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在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是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的现在,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中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给了自己的小说。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心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但并不能以此作为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一对没有勇气和残疾儿彻底生活下去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下去的。从消极的侧面,探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的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说。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造么?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里热中前卫文学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的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通行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四十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这一根本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另外一个动机,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着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敌人。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许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个共同的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有意识接受,塑造了此后三十七年直至现在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通过译本读过这本书,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同样是在读高中时我发现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占领军的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漫长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的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转换为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来校区停留期间,很偶然的,我读到了莫里斯·森达克①的采风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图作品《外面那边》(OutsideOverThere),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①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1928-),美国作家,主要创作绘图类儿童读物——译注。 ②changeling:意为作为替身的丑陋呆傻的孩子,出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该故事说,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译注。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传说故事中的changeling②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侏儒小鬼戈布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爱达,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戈布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changeling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changeling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一、我第一次在中国成为有嘴巴的人 访问中国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发表演讲,在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访问中国,此前曾两度来这里进行访问。不过,那时我只是观察和倾听,也就是说,在中国旅行时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尽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这两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闻其声的那些人物,不仅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即便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声华卓著。我想在此列举这些人名。由于他们都已是融入历史之中的人物了,谨按照当时所记忆的日本式发音并去掉敬称来列举这些名字。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大家一定会认为,这都是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名单。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访华之际,在这一长列人名后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当时,身为我们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连在我国产业界对造成公害病负有责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长,以及多年来大受欢迎的女演员,也都得到了发言机会,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总书记面前继续做一个没有嘴巴的人。我在想,这是否同我被加利福尼亚的大学的学者们托付了一封公开信有关。 现在,包括上述这一切,作为我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之一,已将这些巨人们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记忆之中。在小说家来说,对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较之于在短时期内作出评价,不如先将其储存在记忆里。在不断保持这些记忆的新鲜的同时,与这些记忆共生共存,以期将来获得可以准确表述这一切的必要词语。较之于政治性的评价,它们更应该是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的文学语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国听众面前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此外,我还感受到了一种幸福,那就是我的诸多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幸运,则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因此,今天我想要谈一些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题外之话。第一个题外之话是这样的:我在受奖演说中,曾叙说从孩童时代起便深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历险记》所吸引。被变化为小人儿的那位生气勃勃的少年,与那只在共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结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飞翔在瑞典的天空。借助小说中的这些情景,我甚至详悉了瑞典这个国家的地理。现在,我也有幸与自己的阿克(暂且不论我的妻子对于自己被喻为母雁是否会感到愉快)一同飞降在了斯德哥尔摩。 接着,在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梦也何曾见,游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请为觅行方。 这里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为骑乘之物,往返于异界的那个小人儿,是《源氏物语》的作者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长恨歌》中援引而来的。自最初用文字来表记日本固有的语言以来,日本文学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识到本国的文学传统,可现在要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进行讲演,这才重新强烈感觉到与日本文学的历史相关联的自我。 而且,还不只是与日本文学相关联,甚至可以将其广泛地说成与日本思想相关联。在大学时代,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以欧洲思想为核心进行学习并接受了影响。我开始关注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后半叶构成德川幕府之基础的思想,相对来说也是最近的事。其契机,则是接触了美国历史学家纳吉塔.哲夫所作的从封建时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对德川幕府中、后期构成日本经济中心的大坂地区商人们经营的学问所——怀德堂进行了研究。在纳吉塔这一研究的引导下,我得以学习了儒教和儒学在日本被接受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在德川幕府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简略说来,以下的这一切为我开启了眼界:经历了形成幕府体制意识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学问及至伊藤仁斋的学问后,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们(他们承担着面临危机的封建时期的日本经济)如何接受了独自的儒教和儒学,并将其应用于现实的。 也是在这一时期,与儒教和儒学为其基础的学问——汉学相对抗的另一门学问——兰学也问世了。即便那些以西洋医学研究为核心的兰学研究者们,也发现构成其学问和思想的人性基础,是从中国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兰学来推广西洋医学的开拓者绪方洪庵就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医者仁术”。在他青年时代的信件中,便强烈显现出了对鸦片战争的忧虑。就连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脱亚入欧并因此而招致批判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与其将欧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欧洲的语言(首先是荷兰语,其次是英语)与汉语这种日本人的学问专用语言相对照,从而在比较的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日本语。与近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国家主义思想核心由国学者本居宣长做了前期准备,这位本居宣长就曾认真学习过刚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思想专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说,我只能将现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与始于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得以实现时的日本思想联系在一起思考,同时,就中国的思想传统为日本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思考。当然,我还不得不思考与现代化的完成同步发展的超国家主义的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前不久,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提出了“绝对零度的写作”理论,研究了将文本从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剥离出来,单纯地用语言本身来书写文本。然而,身为一个日本小说家,我却无法将中国的近、现代文学作为“绝对零度的写作”来加以探讨。 再来看看日本最近的社会氛围,问题就更加复杂了。日本曾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巨大牺牲。战后,日本国以及日本人清偿了这一切吗(尽管这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牺牲的侵略战争是无法彻底清偿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坚持不懈地赎罪,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才是日本人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国的基本态度。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却出现了以首都东京都的那位知事为首的一批新的国家主义者,他们不仅想要忘掉侵略中国的责任,甚至还针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和做出一些攻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的写作”绝对是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二、我如何领悟中国的近、现代文学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的这一百年》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来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还残存着,最近还在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说家没有中国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开河。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便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很快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接着,在国内通过彻底推行国家主义思潮,对外则挟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威,巩固了国民国家的基础。对此进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鉴三被开除教职,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则被处以死刑。然后,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国在内的超国家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九四五年毁灭之时。我们不得不认为,除了共产主义者小说家中野重治以外,从夏目漱石到芥川龙之介,再到昭和时代前半期的小说家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内村鉴三、幸德秋水那样对国民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 在这一点上,芥川感叹于审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这种审查制度导致自己被指为犯下了对天皇不敬罪),却又不去尝试着打破那个不自由。我认为,这个事例清晰地显现了那个时代(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 不过,同时代的中国文学者们就没有与此相似的困难吗?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胡适所表现出的文风中就蕴涵着一种讥讽。假如芥川遇见曾翻译了他的《罗生门》的鲁迅并与之交谈,或许就会痛切感受到与胡适的讥讽所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下面要稍微偏离一点儿话题。面对日本独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说,面对不仅仅是政治体制,还包括思想体制在内的那个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战争败北之后,在理应将天皇从所有政治权利中驱逐出去的新宪法之下,却仍然存留了下来。我的小说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现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还想说一些话,尽管这些话并不一定非要面对中国的听众述说。自胡适以后,中国的文学者们面临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去实现目的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文学使得国民国家的理念具体化,并且为了实现该目标而引导民众的那种行为,与芥川感觉到并羡慕不已的中国著作家们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种完全不同质的东西。经过漫长的岁月后,当人们回顾这一切时才会发现,当时那种困难非常之大,而试图克服那些困难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接下去,我想说一说在今天的日本,我这个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也就是说,打算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日本作家的现状。我出生在日本四国一个森林中的村庄里,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两年后,日中战争爆发了,在我进入仿效纳粹德国而建立的被称之为国民学校的小学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十岁时,我迎来了战败,因此,我的少年时代的前半期实际上是处于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下的。当时,对于我这位少年来说,天皇是神,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为重要的人生课题。 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切却完全倒转过来,日本全国都开始施行民主主义教育。就在这个时期,我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后半期。在我的印象中,战时的日本是个在世界上处于孤立,并被从外部封闭起来的国度。战后,日本向世界开放,天皇也不再是神,这种民主主义体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就在这种民主主义的解放感之中,我决定前往东京的大学。尽管那是一段生活贫困并充满了辛劳的青春,却从不曾失去对民主主义的信赖。我觉得,这一切构成了我的整个人生的基调。 在大学里,我学习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是一个从让—保罗.萨特那里接受了很大影响的学生。不仅仅萨特的小说,在时事评论和哲学论文等所有领域,萨特都是我的引导者。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小说。那时,我想表现战争时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笼罩在这种生活之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阴影。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战后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会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题。运用从法国现代文学中学到的手法来写这一切,是我的文学的第一期。《摘嫩菜打孩子》这个比较短的长篇小说,则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当年,我是以青年小说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坛并开始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那年,我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那确实是一次“个人的体验”。作为年轻的小说家,应当如何面对日本的社会现实?我从这种萨特式的立场出发,将自己置于不得从个人的闭塞状态中后退半步的危机之中。 而引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日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一九六八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日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国的山村是边缘,而东京则是日本现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化最核心的据点。那里还是中央集权的场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样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现代文化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性格。东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话的中核,作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撑着那个超国家主义的体制,尽管被战后的宪法从政治权利中驱赶出去,却依然具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与天皇这种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岛由纪夫和我之间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彼此间存在着文学观的差异,更是因为他怀有图谋复活作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这种意识形态。三岛这个人在出生、成长以及美学上都体现出东京文化。 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利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利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冲绳,人们在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从以往维持琉球独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时代,直到被现代国家日本所吸收以后,仍然没有丧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利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了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利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利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此外,小说中描述的在现代社会里进行尝试的年轻人所发起的第三次暴动却没能取得成功。不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个主题,却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 在我创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前后十年间,以拉美地区为核心,不断出现以神话般的想象力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法(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汇可以适用于这个方法)进行表现的小说。这些小说描述了与前面说到的那个中心相对抗的民众,以及他们自立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我发现,自己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所指向的目标,与它们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在后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并开始意识到和强化了这种小说的方法。直至现在,我的小说世界仍然是用这个方法论构建而成的。 在刚才提及的十年后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学任教职,从一位中国文学专家的同事那里,见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学翻译为中文的书目单。在那份清单中,我看到了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这位墨西哥作家的杰作,构成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预想过,无论在想象力的质量上,还是在叙述的方法上,从这个源流中接受了影响的小说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然而,中国的年轻作家们却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对于他们业已实现并获得的巨大而丰硕的成果,我不胜羡慕并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中,之所以提到郑义和莫言的名字,是因为将他们视为这种新文学的代表者。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轻作家们能够向他们学习并展开积极而多彩的文学活动。同时,我还期待着他们能够与中国的那些优秀作家和韩国的年轻作家们一道,完成确实可以被称之为亚洲文学的事业,并在这个名称之下参与世界文学。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去年发表的《空翻》。小说始于被称之为“师傅”的教祖与被称为“引导者”并扮演预言者角色的男子,试图在现代的东京创建新的宗教教团。其实,十年前他们曾一度建立起拥有超过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团,其后却又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他们的教义是错误的,并说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从而解散了那个宗教教团。 他们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团,是因为信徒中出现了过激的激进派小团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呼吁日本社会进行彻底悔改的手段,这个激进的小宗派计划行使他们的实力,采取炸毁核电站之类巨大的恐怖行动。于是,教团的领袖们便与国家权利合作,出卖了这个激进的小宗派,使得他们行使实力的图谋归于流产。 如果情况仅止于此,教团的领袖们也已声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义只是个玩笑一般的东西,也就没有必要再进行全面的转向了。那么,为什么又产生了这个必要呢?那是因为在这个教团的内部,还有一个由信仰虔诚的女性们所组成的宗派。这个女性们的宗派认为,引入国家权利以封杀激进派的行为不仅束缚了教团的领袖们,整个教团也将遭到镇压。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她们以其信仰为基础,对领袖们的受难表示抗议,并可能为声张教团的正统性而集体自杀。因此,在激进的宗派与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这两者的追逼之下,教团的领袖们不得不采取了刚才所说的全面否定教团的这种转向措施。 将教团解散以后,教团的领袖“师傅”和“引导者”切断了与所有信徒之间的关系,在来自社会的批判和蔑视中孤独地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小说就从他们决心重建教会处开始。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开始了重建教团的活动,但“引导者”却在前面说到的过激派残存下来的一部分人执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为契机,“师傅”转移到了四国森林中的一个处所。这个处所是由这十年间最为稳健却也颇有实力的信徒集团所准备的。 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与中心相对抗的边缘“根据地”这一模式。我还以这个森林中的小村庄为舞台,选择各种各样的时代,描绘发生在那里的故事。于是,“师傅”们试图创建新教团的活动,便与发生在这个边缘场所的故事汇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师傅”公开发表将要创建新教会的声明一般,前面说到的过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的宗派也汇集到了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师傅”并不打算清除他们。在“师傅”有关新教会的构想里,一些生长在这块边缘的土地上的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开始实施了。但是,就在新教会开始明确显现其性质的同时,曾将“师傅”和“引导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激进派和信仰虔诚的女性们这两个宗派之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却又一次紧紧地抓住了“师傅”。 后面我还会再度就此进行叙述。我觉得,无论在现实的历史进展中,还是小说的叙述方法里,都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复”。作为小说的叙述方法来说,它也是一个方法论。 宗教教团的这位领袖创建教团和重建教会,与此同时也身陷危机并面临崩溃。这两个悲剧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的差异只在于“分歧”。因此,我们可以批判性地认为,就重建教会而言,“师傅”只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复”。其实,当“师傅”重建教会时,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同时也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师傅”这次却没能像第一次那样,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第二次转向。在他以悲剧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后,就在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经过锤炼的年轻人(像是这个边缘地区长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轻人为核心)对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开展他那“新人的教会”的活动了。 四、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 我想,即便在中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教授也是广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马蒂亚这个名字,意味着“永远的生命”。据说,为森教授起这个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学里曾与他父亲同过事的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我记得,早在我的孩童时代,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战火正炽,我那位并不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母亲对我说:在亚洲,继泰戈尔之后适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鲁迅先生。不过很遗憾,他却去世了。 刚才,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谈论他在专业领域内就饥谨与贫困,以及不平等问题做出的骄人业绩。我只是在考虑将森教授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两个独特的专业用语转用于文学世界。一个单词是在日语中被译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优裕的生活”。这个单词包含了个人所具有诸如健康、长寿、自豪之类的所有生活机能。在如此定义的基础上,森教授将已经实现的机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Capability”,在日语里,这个单词被译为“潜在能力”。为了确立“优裕的生活”,作为今后的机能而需要实现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从妨碍其实现的社会性因素中获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为不平等这个课题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思考方法。 我认为,在评价一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发达程度、广度以及深度时,经济学中的专业用语“Capability”与自由这种概念是为之有效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实现国民国家的体制为奋斗目标而进行了最具有先驱性的实践,我为他们的这种工作而深深感动。因为,我从他们在各个时间点上的实践中,发现了巨大的“Capability”。 鲁迅所从事的工作当然自不待言,参加了国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的同人们也好,茅盾也好,他们都创作了丰富的作品,并拥有从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识分子。 国民革命前后的作家们,有老舍、丁玲,还有年轻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在上海开始工作的张爱玲和发表了《围城》的钱钟书等人。赵树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们都是优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作为同时代的亚洲文学,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文学。我认为,没有必要就政治性时代的进展与文学的动向进行尝试性分析。或许,在你们这些从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各位听众的脑海里,已经映现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说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势头非常旺盛的新文学,它们确实充满了强大的魅力。刚才所列举的远比我年轻的作家们的《老井》和《红高粱》,给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鸿篇巨制的长篇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首先是小说家们的才能、方法和热情。同时,作为今后应该会实现的“Capability”,这些作品还显示出了何等丰富、广阔和深远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后也将不断会有中国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们,获得不再被妨碍其表现的自由,并取得切实而巨大的收获。 现在,或许我还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一般的叙述方式。我也像当年的芥川那样,对中国现在正活跃着的小说家,以及今后将会实现其“Capability”的年轻小说家们,表示我的羡慕之情。可是,在这个会场上,也许会有一些可称之为今天的胡适的知识分子,会从我的这番羡慕的话语中发现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对我显现出充满讥讽却也是宽厚的表情吧。 刚才,我就自己的小说进行了解说,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将“分歧”这种有意识的方法系统化,是能够找出文学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学论《小说的方法》也被译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够予以参照的话,我想,大家是能够理解我所说的这一切的,那就是将刚才借助实际创作来进行说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复”这种小说的技法,作为我的认识方法而予以重视。在八十年后的北京,我有意识地重复着从芥川与胡适的对话中发现的、确实意味深长的“分歧”,是出于以下两个意图。 首先,虽说我现在正面对各位中国听众讲述着这一切,其实,我也希望将这一切作为一个信息,传递给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国的近、现代文学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努力提示出新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现代文学却不具备诸如此类的问题意识。夏目漱石是日本开始现代化进程后最大的国民作家。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进现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国民国家日本,并批判了没有自觉到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却从不曾创造出他独特的新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人的积极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导同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在日本的近、现代社会里,一些知识分子最为综合性且多角度地试图认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样的人。这些知识分子从战后的废墟中,面向再生而迈出了自己的步子。他们曾体验过战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士兵。他们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所构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一如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所说的那样,具有“悔恨共同体”的含义。战前,尽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种见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他们却各自孤立,没有形成抗拒战争的一股势力呢?出于悔恨这一切的力量,他们试图积极地构想崭新的国家和国民的形象。这就是他们的意图。而且,我认为文学者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并具体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们是野间宏、武田泰纯、大冈升平等小说家。 然而,从那时算起,五十年过去了,这群战后知识分子的“大志”被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继承了吗?我不那么认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希望继承战后文学者们的“大志”,试图站在他们这个构想之行列的最后一名,并因此而开始小说创作的人。但是,我却无法过高地评价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评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现在的日本年轻作家们和年轻读者们呼吁,希望他们继承战后文学者的“大志”,并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丰富、拓展和深化他们自身的“Capability”。 谢谢大家。 200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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