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那唯一归属小编的肉身,笔者是1991年清和月

日期:2019-11-04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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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光辉《黑白画》

偶然之间,我从朋友海男的《花纹》里读到一首诗,作者是曼德尔施塔姆。

近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到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教书,不长不短,七周,从仲夏到深秋,直到满地金红色的落叶飘零。伯洛伊特是个约三万人口的小镇,位于伊利诺伊州与威斯康星(Wisconsin)州交界处,曾以生产造纸设备为主,后因工厂纷纷倒闭而衰败,失业率与犯罪率交叉上升,成了中西部毒品交易的集散地之一。市中心异常萧条,如无人地带;教堂林立,钟声应和时更显得空旷;只有那些大型连锁店毒蘑般在郊区迅猛生长。

诗是这样的:

在家收拾行李时,偶然翻出伯洛伊特诗歌节的照片,其中有我和艾基(Gernnady Aygi)的合影。诗歌节就是在他朗诵的高潮中闭幕的,诗人上台合影留念。快门抓住那一瞬间:他咧嘴笑着,有一种孩子般的惊喜。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我是1992年初夏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到艾基的。诗歌节有个翻译工作坊,每年选一位诗人,由与会者把其诗作译成各种语言。往年选中的多是荷兰诗人,那年是艾基,可见他在欧洲诗歌界如日中天。宋琳和荷兰汉学家贺麦晓(Michael Hockx)合作,每天上午去翻译工作坊,中午带回译稿。艾基那独特的风格让我们震惊。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1934年8月,艾基生于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南部的村庄,楚瓦什语是他的母语。他父亲是俄文教师,1942年死于前线,留下孤儿寡母。中学毕业后,艾基在本地师范学院读书,由一位楚瓦什着名诗人举荐,他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他住在莫斯科郊区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与帕斯捷尔纳克为邻,成了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他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受到官方围攻。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友情,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扫地出门。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他当时既没身份证也没钱,常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他在莫斯科结识了一批地下艺术家。他主要靠翻译维生,坚持写作。他的诗作先在东欧然后在西欧出版,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在俄国得到认可。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同年夏天,即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后不久,我又在哥本哈根见到艾基。那时,我在丹麦奥胡斯大学教书。应丹麦诗人兼评论家鲍尔·博鲁姆(Poul Borum)的邀请,艾基和我到他创办的作家学校讲课。博鲁姆像尊弥勒佛,笑眯眯地坐在我和艾基之间。他慈眉善目,却有一种威严。艾基谈到他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的经验。他说,直到1959年被开除为止,他所学到的全部只是知道什么不该写。而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是个重要开端。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晚餐后,我跟艾基及夫人戈林娜,还有我的丹麦文译者安娜到一个酒吧继续喝酒。我们之间语言重合的部分很少。好在有酒,跨越了所有的语言障碍。艾基酒量很大。他谈童年,谈故乡,谈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最后安娜先走一步,留下我和艾基夫妇,聊得更欢了,估计连中文他们都全听懂了。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1994年春,我在美国收到一封来历不明的信。查字典才知道来自楚瓦什共和国。原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主义颓废派”的艾基,突然被封为国家诗人,各国诗人被请去参加他六十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我最终未能成行。后来听说艾基在寿宴上喝多了,住进了医院,大病一场。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三年前,当我和我的同事约翰· 罗森沃尔德教授(John Rosenwald)策划诗歌节时,我头一个就想到他。他在美国知名度不高,我好歹说服了约翰。除了我认为美国人民有必要结识这位抒情大师外,还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作祟,就像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名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An American in Pairs)的曲目所提示的,我希望,艾基与伯洛伊特,一个楚瓦什人与一个美国中西部小镇,会像两个毫不相关的词激活一个意象。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我开车到芝加哥机场去接艾基夫妇和英译者彼得·佛朗斯(Peter France)。彼得先到,他是从伦敦飞来的。我们在机场酒吧边喝啤酒边聊天,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艾基夫妇。彼得精明强干,是爱丁堡大学的退休教授。我问他怎么开始翻译艾基的诗。他说是因为他先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解其生平去采访艾基,因而喜欢上了他的诗。你怎么开始学俄文的?我刨根问底。他笑了笑,说:“你知道,由于冷战,英国培养了很多窃听专家。我由于喜欢俄国诗歌,后来转了向。”真没想到,西方的间谍机构和东方的地下文学竟这样挂上了勾。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艾基夫妇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显得矮墩墩的。相比之下,戈林娜比他高出半头。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的腮帮上。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开车回伯洛伊特的路上,“你看,那片树林!你看,那块坡地!你看……”他们一路惊呼。“这多么像俄国,”最后艾基感叹说。这真让我纳闷,好像他们匆匆赶到美国,就是为了医治怀乡病。看来这个世界上显然是差异先于认同,而认同往往是对差异的矫饰而已。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我终于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这儿有种后现代的夸张:收费闭路电视,互联网接口加电脑键盘,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加卧室床边那巨大的旋水浴盆。戈琳娜在这个人工漩涡前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说。艾基背手呵呵笑,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似乎在说,没什么,这是所谓文明的一种病态的幻觉。从窗口望去,废弃厂房的墙上是当年工人干活的巨幅照片,那倒与现实有关,提醒着本镇兴衰的关键所在。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由于经费有限,伯洛伊特诗歌节规模很小,除了艾基外,还有日本的吉增刚造(Gozo Yoshimasu)、墨西哥女诗人卡罗·布拉乔(Coral Bracho)、美国的迈克尔·帕尔默(Michael Palmer)和土耳其女诗人白江·马突尔(Bejan Matur),外加我。规模小的好处是,诗人之间有很多私下接触的机会。

严格地讲,曼德尔施塔姆不知所终,他死于何时何地,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说出个大概。他是一位被发现的诗人,如果不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受奖演说提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可能,他还只能沉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冰冷的冻土层中。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彼得到我教的班上去,我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携夫人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彼得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嘴问:“那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我估摸俄文脏字在翻译时过滤掉了。他终于镇定下来,舒了气说:“危险?那是可描述的吗?”显然是被美国人对苦难的好奇心触怒了。

在演说中,布罗茨基说:“……作家不能代表作家说话,诗人尤其不能代表诗人说话;若是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玛托娃、魏斯坦·奥登出现在这个讲坛上,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只代表自己说话,很可能,他们也会体验到某些窘迫。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把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朋友,大多是普通人。既然普希金把诗献给王公贵族,他怎么就不能献给普通人呢?他开始谈到俄罗斯诗歌传统,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谈到官方话语和韵律系统的关系,以及如何打破这无形的禁锢。

“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时常——似乎比应该有的更经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动。如果来世存在——我更愿意其存在,而无法否定其永恒生命的可能性——如果来世存在,我希望他们原谅我和我试图作出的解释:终究不能用讲坛上的举止来衡量我们这一职业的价值。

伯洛伊特国际诗歌节进行顺利。上午我们陪艾基夫妇和其他诗人去参观学院的人类学博物馆。戈林娜告诉我,他们刚报销了机票,加上可观的酬金,简直快成了富翁。临来前,他们连垫付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还是跟朋友借的。戈林娜告诉我,他们生活很简单,她教德文,艾基有一点儿版税;再说,农贸市场的菜很便宜。由于他们还要去旧金山和纽约参加其他活动,我警告他们一定要把钱带好,否则倾家荡产。

“……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命运我十分珍重,这是因为,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他们有比我更多的话要说给全世界听……”①

在关于今日世界诗歌的意义的讨论会后,艾基专门为听众介绍了楚瓦什民歌。他先用唱盘播放民间音乐,然后自己吟咏,抑扬顿挫,如泣如诉。让我想起内蒙古草原上牧民的歌声。我相信,这种回溯到人类源头的古老形式,将会世代延续下去,直到地老天荒。

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向我们说起曼德尔施塔姆。在《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②里,他再一次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这个不幸的诗人。

下午和诗人们一起去附近的树林散步。艾基夫妇就像两个孩子,在几乎所有花草前驻步不前,随手摘颗果子放到嘴里,要不就采个蘑菇尝尝,彼此嘀嘀咕咕。俄国诗人和土地及一草一木的关系,让我感到羞惭:中国诗歌早就远离大地母亲,因无根而贫乏,无源而虚妄。

无独有偶,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也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钟情者。“最了解但丁的,不一定是意大利人,而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最能继承曼德尔施塔姆的,不一定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诗人希尼”③希尼说过:“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从引语到论文和诗作,或作为论文和诗作的主题,或作为论文和诗作可靠的引证,我们今天有多少时候碰不上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④在希尼看来,这些俄罗斯诗人“少数派”的脚尖所抵达的地方,成了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和道德勇气的起跑线。

我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四周有台阶式的斜坡,有点儿像小型的古罗马露天剧场。我和戈林娜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眼中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儿都不怀念那个时代。”

弗·什克洛夫斯基(俄国诗人,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谈到曼德尔施塔姆时曾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困苦的、命运多劫、而又非常具有天才的人!”

晚上校方请客,我们夫妇和艾基夫妇坐在一起。艾基酒喝得很少,据说六十岁大寿差点儿喝死,医生禁止他喝酒。我问起艾基的女儿,他说她正在莫斯科大学读书。问他有几个孩子,戈林娜气哼哼地插话说:“婚生的就有六个,其他的根本数都数不清。”艾基呵呵地笑,不置可否,接着又自言自语:“这几天在美国,语言不通,整天被美女围……好像在梦中……”

曼德尔斯塔姆敏感,易于冲动,而且不会掩饰自己。我想,再没有哪一种评断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更准确而到位了。内战期间在高加索等地,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关押;30年代,又两次被捕,长期遭受流放。他几乎一直居无定所,在贫穷中带着妻子流浪。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最后,也就是1938年12月(亦说11月)27日,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终于还是死了。他的朋友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然后被埋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是1142。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

艾基似乎有意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按说他曾靠法文翻译维生,怎么可能在国外完全无法与人交流?或许在后现代喧嚣的背景中,他宁可采取拒绝的姿态,通过俄文和楚瓦什文退回到田野与白桦树林深处,保留一块净土。

1891年1月15日(俄历1月3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m)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皮革匠、小商人的家庭。出生一年后全家搬到了巴甫洛夫斯克(Павловск)。随后,在1897年他们定居在了彼得堡市。在此,他就学于当地最有名的学府之一——捷尼舍夫(Тенишевскоекомерческоеучилище)商业专科学校,他学习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知识,也从此开始了对诗歌、音乐、戏剧等等艺术的迷恋(当时学校的校长为象征主义著名诗人弗·吉皮乌斯)。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巴黎,在索邦大学(Сорбонна)听课时结识了尼·古米廖夫。出于对文学、历史、哲学的兴趣,他曾有一年的时间到海德堡(Гейдельберг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听课。期间他也回过彼得堡市,有了与文学圈的最初的接触:譬如,他聆听了弗·伊万诺夫在“塔楼”报做的诗歌讲座。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女作发表于1910年,《阿波罗》杂志刊登了他的五首诗歌。最初,他痴迷于象征主义的学术思想和创作,成为象征主义诗派奠基人伊万诺夫家的常客。1911年,曼德尔施塔姆考入了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他希望能够系统地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场合——他那时已经加入阿克梅派(此名源自希腊语“阿克迈”,意为事物的最高阶段、顶峰,繁荣的力量),他的创建者是“诗人车间”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这一诗派中包括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格罗杰茨基、库兹明等等。曼德尔施塔姆不仅发表诗歌作品,而且还创作了一系列文学理论文章。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诗集《石头》,此书的出版立刻给他带来很高的荣誉,使他一下进入俄罗斯著名诗人之列。他曾多次在不同的文学活动中朗诵自己的诗歌。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茨维塔耶娃、沃洛申。1918年,曼德尔施塔姆生活很不稳定,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在彼得格勒,然后是第弗利斯(Тифлис),他到一个地方总是没多久,就又匆匆地赶往另外一个地方。楚科夫斯基(前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就曾写到:“……他不仅从来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长期的邻居——他过的是近乎于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我知道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生活能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他生活在一切制度之外。”

我跟艾基谈到俄国诗歌。他告诉我俄国有两个诗歌传统,一个是以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传统,以莫斯科为大本营;另一个是以彼得堡为基地受欧洲影响的传统,自曼德尔施塔姆始,后来布罗斯基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对于他来说是文学生涯中最紧张、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他出版了新诗集《哀歌》(1922年),《第二本书》(1923年)、《诗集》(1928年)、他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的文章《关于诗歌》(1928年)。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时代的喧嚣》(1925年)、《埃及邮票》(1928年)。出版了几本儿童著作《两辆有轨电车》、《煤油炉》(1925年)、《气球》(1926年),另外,他还利用很多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曼德尔施塔姆出色地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这使他能得心应手地翻译大量外国当代名家的散文作品,也源于他对诗歌翻译的高度重视,所以他的诗歌译作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从30年代开始,诗人受得迫害,发表作品变得越来越难,翻译得以幸免,这诗人保护了自己。他在这一段时期翻译了10本著作。

诗歌节闭幕式由艾基压轴。他走上台,朗诵的头一首是《雪》。他声音沙哑,真挚热情,其节奏是独一无二的,精确传达了他那立体式的语言结构,仿佛把无形的词一一置放在空中。《雪》是一首充满孩子气的诗。他朗诵起来也像个孩子,昂首挺胸,特别在某个转折处,他把嘴撮成圆型,噢噢长啸,如歌唱一般……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⑤中有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去年秋天听说艾基病了,后收到新方向出版社转来德国笔会的信,告知艾基的病情,鉴于保险费有限,呼吁各国作家为他捐款。我马上汇了笔钱,并给戈林娜写信,希望夏天能专程去莫斯科看望他们。

有意思的是,曼德尔施塔姆在红色政权这里受到了专政,在早期阶段的白色政权那里,也蹲过监狱。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1933年秋天他因创作了《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而在1934年5月被逮捕。因为布哈林的保护,对诗人才算从轻发落——被流放到了卡马河上的切尔德恩(Чердынь-на-каме)。他在此度过了两周时间,生了病,被送进了医院。康复后又被下放到沃罗涅日(Воронеж),在报社、杂志社和电台工作。刑期结束后,他回到了莫斯科,但是政府禁止他在这里生活,他只好又搬到了加里宁。他拿到了去疗养院休假的许可证,他与妻子来到萨玛基哈(Саматиха),但不久他再一次遭到逮捕,被判处5年徒刑。随后,被流放到远东。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在转送拘留地时,病死于第二溪(Втораяречка)(现在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拘留所的医院板棚内,尸体葬于何处至今不明。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2006年2月21日早上,我收到彼得·弗朗斯的电子邮件:“亲爱的朋友们:我写此信与大家分担一个噩耗:艾基今天在莫斯科去世。他去年秋天查出患癌症,且已转移到肝部。据说他死得很平静。上个月我去陪了他几天,他虽虚弱,却活跃达观——1月中旬还在莫斯科举办了最后一次朗诵会。他的遗体本周将运回楚瓦什安葬……”

再一次接触曼德尔斯坦姆是在刘小枫的书中。在《沉重的肉身》和《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两部书中,刘小枫都提到了这位诗人。刘小枫写道:“‘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⑥

第二天,我收到土耳其女诗人白江的回信:“昨夜收到你的电子邮件,深感震惊,夜不能寐,读他的诗如同哀歌……我永远记得那天我们在伯洛伊特,在回市中心的路上,艾基让车停下,走进一片玉米地。我忘不了他张望田野的样子。我们当时都坐在车里。他微笑回来,手里握着几片玉米叶。现在他走进云的田野,永不回来……”

曼德尔施塔姆,与他的时代,与那么多“少数派”的作家,都有着刻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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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布罗茨基,他的最重要的朋友应该是阿赫玛托娃。

曼德尔施塔姆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阿克玛托娃了。

据阿赫玛托娃所记⑦,曼德尔施塔姆在1928年8月25日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想回家,想见到您。您要知道,我有一种本领在想象中进行交谈。不过只能和两个人,即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和您。”曼德尔施塔姆所急要得到的,非常明显,就是必须接触到特定的同类的友好气息,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声音。诗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他们那颗孩子的心只有在一种同声相应与同气相求的和谐中,才能得到安宁。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列宁格勒,有一个晚上他和阿赫玛托娃谈起但丁的《炼狱》,阿赫玛托娃背诵了其中的一段,曼德尔施塔姆竟哭了。阿赫玛托娃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回答:“不,没什么,因为是您的嗓音在背诵这些话。”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到沃罗涅日去看望被流放此地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曼德尔施塔姆告诉她,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所居地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她被处决后的尸体。这一记述生动感人,它透露了曼德尔施塔姆和阿克梅诗派几乎所有诗人内心中的恐惧,这个诗群所面临的抚慰与温暖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全部丧失了。曼德尔施塔姆是个期待型的人,他对现实世界一直怀有某种孩子般的天真的期望。当然,曼德尔施塔姆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很多最珍贵的友情,虽然,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只是像阿赫玛托娃这些同类人的温情。他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我想回家,想见到您。”这样坦诚、直率的表达,像一个孩童表述出的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依恋,那接近于孩子般的童稚之言令人震颤。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越见沉郁而美丽。

“好吧,让我们来试着转动/这笨重的吱呀作响的巨轮……”(《自由的霞光》)

“我因残酷的屈辱而幸福/在那如同梦幻的生活之中/我默默地把每一个人嫉妒/却又默默热恋每一个人”(《像一棵簌簌作响的芦苇》)

……

然而诗人的生活却越来越糟。退休金只能勉强用来支付房租和购买口粮,42岁的他已经变得不爱动了,头上长出了白发,虽然两眼依然炯炯有神,但呼吸开始吃力。1934年2月的一天,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对阿赫玛托娃说:“我准备迎接死亡。”而阿赫玛托娃却坚定地说“我准备活下去!”1934年5月,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了逮捕证,警察在诗人的家里搜查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他们走在从小箱子里扔出来的手稿上”,他们终于找到了“罪证”,但并不是他们最希望找到的。最后诗人从容地点了点头,就被带走了。阿赫玛托娃得知了消息,马上动身从列宁格勒赶来看他,随身还带了一尊自己的小雕像,她准备卖掉雕像,以便能买一张回程票。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敲开一扇又一扇办公室的门,他们寻求所有可能的关系:得势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却只能在一堵堵厚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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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被流放到了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了自由、生活、亲人和诗神,绝望中的曼德尔施塔姆企图跳楼自杀,但仅仅摔断了胳膊。斯大林闻知此事后,进行了过问。他同意让诗人自己另选一处流放地,诗人选的是沃罗涅日,从而便开始了他辉煌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送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沃罗涅日》

全城结着冰。

树木,墙壁和雪,仿佛

罩在了玻璃中。

我颤抖着踏过冰雪,

漂亮的雪橇也未必平稳。

乌鸦在沃罗涅日的铜像上筑巢,

那白杨和绿色环绕的拱形门

蒙着薄雾和阳光微尘洁净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

还弥漫着大战的烟尘。

我们头顶的白杨宛如

移来一片密林

发出风的喧哗

仿佛一场热闹的婚宴

在举杯为我们欢庆。

而被贬黜的诗人的屋里

只有缪斯和恐惧在值勤。

夜依然在行进,

它不知何为黎明。

1937年秋天,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已没有了过夜的地方,阿赫玛托娃便留他们住在自己喷泉楼的家中,并对躺在长椅上的曼德尔施塔姆最后一次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你还没有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

你还有一个行乞的女友为伴,

你和她还能共享茫茫平原

你和他还能分担风雪严寒

那是斯大林暴政的年代,灾难跟踪着每一个人。1938年,恐怖再一次降临,曼德尔施塔姆又被莫名其妙地带走了,不久就死于远东一座集中营。怀着无限伤感与惆怅,阿赫玛托娃深情地回忆起往事,她说:“当他得知我在喷泉楼的生活如何恶劣时,他对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家就是您的家。这事只能发生在死亡临头的时刻……”

阿赫玛托娃在怀念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写道:“做他的朋友是荣誉,做他的敌人是耻辱。”在阿赫玛托娃的自述文章中,她从没有忘记记述某种关联:“(1910年)我和一号诗人会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米·津克维奇及纳尔布特一起,成为阿克梅派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人注意的短文大都是有关其他诗人的记述、记忆与怀念,充满着热情与怀想的醉意。老年的阿赫玛托娃仍然向往当年的“诗人车间”成员聚会,其回忆溢满着世俗情怀,而且为之不惜笔墨。她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好些首那些诗友们互相描写取乐的诗,如“嘲弄奥西普的诗:烟灰落满在肩头,别吭声——/让友人害怕吧!——大金牙。”这首诗的含意无非是奥西普吸烟时总往肩后抖烟灰,而一堆烟灰因此积累在肩头上。“那时他(曼德尔施塔姆)就写成了神秘莫测的(但又不太成功的)关于《白雪上的黑色安琪儿》一诗。娜佳说那是写给我的。”“古米廖夫很早而且很高地评价了曼德尔施塔姆。”在阿赫玛托娃文中另有一小段:“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曼德尔施塔姆)说:‘我关于他想得太多了,甚至于想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曼德尔施塔姆似乎是这方面最不能掩盖自己的表达者。

再来看一看诗人的妻子吧!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⑧中介绍,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活了八十一岁,其中有十九年时间作为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度过的,还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便是她的青少年时代。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在这里被分成了三段: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结婚以前,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结婚后,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分别后。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这里暗示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整个生命的完全支配,她的生命阶段这样来分最有意义,因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整个生活的命运都是由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决定的。1972年5月30日,布罗茨基最后见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像是一场大伙的余烬,像是一块没有烧透的炭;你若是碰碰它,它便又燃烧起来。布罗茨基的意思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帝国的大火中被焚为灰烬,而他并未消失,他的力量在妻子的精神中存贮下来,它是无穷的,可以使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像一块仍蕴藏着绵绵热力的炭一样灼人。与娜杰日达见面后不久,布罗茨基就流亡到了美国。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写回忆录之前,从未进行过写作。她为了使丈夫的诗作不至于在一个专制的帝国湮灭,而日夜朗诵,将之烂熟于心。最终这些诗句影响了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以致于在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她的字词之间的指向和风范都可追溯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那些诗句。布罗茨基这样说:它们不禁为她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看问题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她的语言规法。因此,当她开始写书时,她总是下意识的、按照他们的句法来调整自己的句法。他的意思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死了,他的诗却在她的血液了存活了下来。

在《文明的孩子》一书中,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离去,布罗茨基满怀着深深的遗憾与痛惜说:“他的遗孀在地球六分之一的表面上东躲西藏,紧握一只翻炒着他的歌的长柄锅,在深夜背诵下这些歌,以防他们被手持搜查证的复仇女神抄走。这就是我们的变形记,这就是我们的神话。”他又说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

从这个意义上讲,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啊!

对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而言,曼德尔施塔姆的成就虽然举世公认,但并不包括他自己的祖国。娜杰日达不但过着一贫如洗的寡居生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每天都生活在被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人员以人民敌人的妻子的罪名抓走的恐惧之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未能造成她的死亡,但与死刑缓期执行也没有什么区别。几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奔波在那个大帝国的落后地区和边远小镇,她在所有地方的住所都是暂时的,没有社会地位逐渐成了她的第二特征。她靠日日夜夜背诵先夫的诗句重温丈夫的声音。在她六十五岁的时候,这个以前与文字并不亲切的女人,写出了两卷回忆录,她的回忆录不仅是审判她那一时代的证词,更是在良知和文化修养的指引下产生的对历史的看法。她通过背诵丈夫的诗歌,使诗歌成为了自己的血肉,使自己和亡夫成为一体。

或者我们更可以直接地说,曼德尔施塔姆在他去世后,让自己在遗孀的身上复活了。曼德尔斯坦姆就这样造成了连同自己在内的两个诗人!曼德尔斯坦姆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所特别喜爱的诗人。这在希尼的有关文集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希尼的诗,也最受曼德尔施塔姆影响。我则认为,曼德尔施塔姆和娜杰日达是互为一体的两个诗人,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虽然这样的比方用以来说曼德尔施塔姆这一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多么地不当,但我要说的是,最受曼德尔施塔姆影响的诗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

我们想象,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诗人的妻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东躲西藏地在频频抄家的危难之中,将诗人的遗稿密藏在一只平底锅中,“时刻提防着持搜查证”的“契卡”(Cheka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克格勃前身)闯入。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呵护了这批诗稿的。

在诗人流放到乌拉尔地区后,他与妻子沿着卡玛河岸行走。在那里,诗人回忆童年生活,寻求一点安慰,但“妻子和我在那儿五夜不曾合眠,五个夜晚不能成寐睁大了眼睛盯着哨兵”。在这样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没有抒情,不像屈原那么缠绵悱恻,也没有陶潜的愤怒,更没有孟浩然那种无奈与放达。然而,就是这样冷冷的陈述,已足够让我们触摸到他心灵抖动的颤音了。

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幸是他与政治纽结在了一起,虽然,从心底里他鄙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但正是这种情怀导致了他的不幸。1933年秋天他写的《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看似是导致他不幸命运的导火线,其实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遭遇专制的压迫是必然的,因为诗人的良心不可能让他有一种隔岸观火的超脱。很多介绍诗人的文章里都写到过1918年春天诗人参加一次宴会的事,同时出现在宴会上的还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当时的布氏拥有一种“绝对权力”,完全可以操控一般人的生死。布柳姆金是左翼革命党人,又是契卡成员。曼德尔施塔姆认识他,因为他曾有意介绍曼德尔施塔姆加入契卡。那一天,布柳姆金酒喝多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空白逮捕证放在桌上。逮捕证都是签过字的,只要填入某人姓名,那人便遭逮捕。旁边有人对布柳姆金说:“伙计,你干什么呢?来,为革命干杯。”布柳姆金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姓名再喝……西多罗夫……西多罗夫是谁?枪决。彼得罗夫……哪个彼得罗夫?枪决。”真让人毛骨悚然。在宴会上,笔尖一动,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终结。看着如此可怕的场面,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向布柳姆金扑去,撕碎了桌上的逮捕证,冲出了大门。

这种行为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具有这种精神以及甘愿为这种精神付出代价的,只有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

当然,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从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时代,暴政便从来没有止息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之所以诞生便可以从这里找到注脚了。

当然,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在当时的苏联还有许多:

曼德尔施塔姆被内务部后,他的朋友们非但没有躲避,反而一个个挺身而出。平民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甚至直接在电话中对斯大林讲:“我想同您谈谈生与死的事,关于一个人的生与死……”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竟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求援。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原因是有人说他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背诵了一首攻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野蛮诗歌。其后,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接到领袖的电话,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人搞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又打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直接在和领袖讲话,马上用他所能发出的最欣喜若狂的声音说,他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希望能马上见到领袖,与他谈论声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俄国的未来。领袖没理睬他说的这一大堆废话,而是粗暴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读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领袖步步紧逼。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

“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该如何为他辩护。”

斯大林打断了帕斯捷尔纳克,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随后,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于1938年12月死在劳改营中。

关于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坊间还有另一种版本。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曾有过一次富有意味的电话交谈:

斯: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的诗友遭到不幸,我会翻山倒海,以便拯救他。

帕:如果我不奔走,那么您就不会知道此事。

斯:为什么不找我和找作家组织?

帕:作家组织从1927年就已经不管这类事了。

斯:那么,他是您的朋友吧?……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

帕:这无济于事。

斯:为什么我们总是谈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很久就想跟您谈一谈了。

帕:谈什么?

斯:谈谈生与死。

一向直言不讳的纳博科夫在谈及曼德尔斯坦姆时说:“在被疯狂夺去他的天赋之前英勇地写下的那些诗是对人类心灵最深最高的表现,令人崇拜……当我读着曼德尔斯坦姆写的那些诗篇时,我感到一种无可遏制的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地思想、写作、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

曼德尔施塔姆同时代好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说过与曼氏相类似的话——“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只不过曼德尔斯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猪的世纪”。曼德尔施塔姆是禀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才写下“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这样的诗的。

有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诗运,就一定有另一类无骨而无耻的诗人或作家。曼德尔施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的黑夜!”

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总书记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告密者巴甫科夫却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真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极大嘲弄。

也许与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在俄罗斯大地的历史上,常常可看到作家们为了维护人类精神世界的完整所作出的牺牲。这些人有的很快就消亡了,有的在现实的磨难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但他们那种对于人类的关怀与悲悯却在人性的天空中发出了极耀眼的光彩,成为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真正的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的悲悯情怀,他们不畏强权,为了真理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充满了灾难与危机的时代里,他们能用笔与行动来维护自己灵魂深处的爱与尊严。

曼德尔施塔姆死了,当然,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都将死或都死了。死神战胜了他们全体。一切归于泥土。

当然,这种说法,未免简单甚至糊涂。曼德尔斯塔姆,将自己造就成诗人,将娜杰日达也造就成诗人。不仅如此,他还烛照出了身边的诗人,或伟大或卑劣,或高尚或渺小,照亮了一段历史,也照亮了更多的人的心灵……我一下子觉得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因为,我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很晚很晚才知道世界文学史上有着这些高贵的人们,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知道有这样的暴政与这种暴政下的诗人。我常常在想,我们如何才能不像现在这样活得糊涂?

回到那首被引用到的“我被赋予了身体”的诗,诗人曾问及“我当何所为?”

这唯一属于诗人的身体的存在,让诗人想到了表达感激。现在这具身体早已不知道埋在哪里了,诗人真的得问:“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诗人的身体,与约瑟夫同样被造物主赋予的身体消失了,但我们能够听到他用俄语说给全世界听的话语。

偶然间读到一位网上朋友写给娜杰日达的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诗献给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伟大的人们都是非常贴切的。

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

黑暗中勇敢站起来的女人

顶住绝望和恐惧的女人

给我敬重的诗人

送去面包和爱的女人

在俄罗斯天空最冷的一夜

我看到大片大片的雪

在你阴郁的脸上融化

然后你看到

天堂的下降和大地的上升

看到你那苦难的诗人

另一位由你来引导的但丁

这是最终和永恒的光明

注解:

①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载《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②《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

③《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黄灿然:《读书》2000年3、4月

④《多元并存的欧美现代文学》陈浩:《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9日

⑤《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编著者:(俄)伊利亚·爱伦堡海南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出版

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

⑦此处有关资料见于《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阿赫玛托娃传》([英]阿曼达·海特著 蒋勇敏等译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版)和《回忆与诗——阿赫玛托娃散文选》(作者:[苏俄]安娜·阿赫玛托娃马海甸编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10月)

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选自《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1993》(美)希尔福斯·爱泼斯坦著,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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