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

日期:2019-10-06编辑作者:文学文章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 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 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260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 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 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1949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小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1944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1974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1944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奶奶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奶奶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奶奶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奶奶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奶奶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点要提一下:无论我从前是多么的幸福,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文明起来。我觉得我们女人的生活应该得以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不仅仅指我们在座的诸位,而是全国的女同胞。我要说的就这些。若是有谁觉得我哪些话不中听,那就请多多包涵了。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一个人生爱丽什卡的气。相反,拉丽莎奔过去搂住了爱丽什卡,动情地说:“我们的小爱丽什卡,你真聪明。你说得很对。我们以往的生活并不是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女人十日谈》的结束语。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提议。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决定最后再画上个句号—— 整理

第九天早上,奇迹发生了。像往常一样,护士进来了,用车推着一只筐,里面装的全是包裹,是女人们的亲戚或丈夫寄来的。每人都有,当然,浪荡女吉娜和拉丽莎除外,只有两个同事来看过拉丽莎,而来看吉娜的人一个也没有。其他人每天都能收到包裹,因为医院的伙食不够吃。 分完包裹,护士突然又从筐底拉出一个大包,问:“你们谁叫伊万诺芙娜?” “是我。”吉娜回答说。 “这是你的包?” “不是我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伊万诺芙娜。不会有人给我寄东西来的。” “吉耐达-斯蒂色诺芙娜-伊万诺芙娜。10号病房。对吗?” “对。” “哎,别耽误时间。” 护士生气地把包扔到吉娜的床上,推着车就走了。包被撕开了,几只橘子、苹果掉了出来,滚到床上和地板上。女人们急忙把它们拾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吉娜床头。她闷头坐在床上,不敢再看包里还有什么东西。最后她还是撕开了里面的包,大家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蓝色法兰绒睡衣、蓝拖鞋、镶花边的白睡裙。还有其它一些小包或小盒子,但此时吉娜对这些东西并不感兴趣:她的手颤抖着翻弄这些礼物,寻找着最重要的东西。终于她找到了一封信,撕开信皮,抽出一小片儿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看完信便一头扎到枕头里哭了。 “怎么了,吉奴丽娅?”阿尔宾娜急忙跑过来问。“为什么这么伤心,信是谁写来的?” 吉娜默默地把那片纸交给了她。阿尔宾娜读完信感到十分惊异。“吉奴丽娅,这太棒了。我可以读出来吗?” 吉娜点了点头。阿尔宾娜大声读起来:“亲爱的吉耐达,我没法忘掉你,一直在找你。简直是奇迹,我找到了你。本想可能一两年之内才能找到你,没想到现在就找到了。寄上睡衣、睡裙和拖鞋,这样我妻子就不会穿着病号服走动了。我为我们的儿子买了许多东西,我看你时带去。我想念你们母子,尤其渴望见到你,哪怕就看一眼。务必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们的窗户朝哪边。你幸福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伊戈尔。” “真是奇迹。”爱丽什卡欢快地喊叫着,在她床上跳了起来。 “他怎么找到你的,吉娜?”娜塔莎惊奇地问。 “我不知道……”吉娜窘迫地回答说。 “但我知道。”阿尔宾娜突然大声叫道。“瞧那两个人,她们正偷偷乐呢。”她指的是佳丽娜和拉丽莎,两个人正并肩坐在佳丽娜的床上,试图装出一副旁观者的样子。“她俩是策划者。我见她们在盥洗室写信来着。当时我还以为佳丽娜要动员拉丽莎再次参加不同政见运动,策划什么抗议活动呢。哎,承认了吧,是你俩给伊戈尔写的信,对吗?” 佳丽娜和拉丽莎只好承认,是她俩给伊戈尔写信,把他未婚妻的情况告诉了他。拉丽莎和佳丽娜焦急地望着正在抽泣的吉娜。“吉诺契卡。请原谅我们。我们本以为做了件好事……但最后还是由你决定,你可以仍旧拒绝伊戈尔-米哈依洛维奇。” 吉娜抬起了头。“现在没必要了。”她抓起蓝色睡衣,使劲用它擦了擦眼泪。 五分钟后,吉娜把这些时髦衣服全穿上了,然后把换下来的印有医院字样的破旧黄衬衣、脏灰睡衣和打补钉的拖鞋,一只是黄色的,一只是褐色的,通通还给了护士长。 早上这件事使女人们一整天都没平静下来。她们相互耳语,时不时瞟吉娜一眼,感到很快乐。吉娜默默坐在自个儿的床上,脸上挂着甜蜜和幸福的笑意。 故事之一 生物学家拉丽莎讲述。说的是一位备受其夫之害的妇女决定不再跟他离婚并因此而挽救了他。 我有个姑姑叫柳德米拉。我出生时她才十几岁。大家都叫她柳德米尔卡,可我当时叫这个名字太吃力,于是就叫成了“德尔卡”,并且习惯了这种叫法,直到现在还这么叫。 德尔卡18岁时嫁人了。可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丈夫波里斯是个电工,整日酗酒,打老婆。记得她做姑娘时就很瘦弱,眼睛暗淡无光,头发干枯。婚姻的不幸把她折磨得更不成样子了,到40岁时她已老得象个老太婆。可后来奇迹发生了。大家都知道那句俄国谚语吧,“四十是女人的黄金时代。” 而德尔卡45岁时却焕发了青春。 那是从她儿子参军时开始。德尔卡早就对她母亲讲过,只要儿子一长大,她就跟丈夫离婚。这自然是因为他酗酒。所以沙约扎参军后德尔卡就离开了家。“好了。我受够了。”她说。她找了间房子,又换了工作。她以前在一个车站的订票室当出纳员,工作很累,时间又长。谁都知道在车站排队买票的队伍有多长,有时人们一排就是好几天。他们又累又乏,等排到售票口时人都快散架了。这种工作德尔卡做了近二十年,仅仅为了多挣几个卢布,因为波亚姑夫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后来她在旅游局找了个差事。那里的气氛可大不一样,顾客也迥然不同。人们都在度假、旅游,他们幸福、愉快。德尔卡自己也开始旅游:她经常买上一张减价车票到塔林或南方的什么地方去玩。在旅游局工作的人员都享受减价车票待遇。她开始打扮自己。她从前一直挽着头发,现在则剪成了短发。这时她才发现她有着多么漂亮的灰色头发。她疲惫的眼睛开始变得闪闪发光,似乎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她甚至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而且似乎身高每月都在长。不久,她有了恋人,那人一直都在打光棍儿,到40多岁了才忽然决定结婚。他有点老派,这正合姑妈的胃口:没有污言秽语和粗鄙之举,只有鲜花和吻手礼。他自己有辆汽车,因此每天上下班接送她。我和妈妈都高兴极了:德尔卡45岁才享受到青春的快乐。 但她的幸福还没开始就被毁掉了。一天波亚姑夫打来电话,说他要住院,让姑姑去照看他们的房子。德尔卡问道:“为什么?你要长期住院吗?” 他相当平静地回答:“我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得了癌症。 你要好好看管咱们的房子,以免将来儿子回来没地方祝你如果能把我的丧事办得象样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德尔卡不顾一切地回去了:她的确离开了丈夫,但现在他病了,她至少也应该亲自把他送到医院埃他住进一家癌症医院,准备动手术,因为酗酒过度,他得了喉癌。他的手术看来相当成功,德尔卡带着大包小包去看他,陪他,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不久他就出院了,出院前德尔卡同医生谈了一次,医生说象这样的病第一次手术后往往会复发,因为病毒不仅危害了咽喉,同时也侵入了胃肠、肝脏。“要让他身体的整个系统积极地抵抗病毒的进攻,这是唯一的希望。这就看病人有没有康复的信心了。人们往往一听说自己得了癌症就自以为死期不远了。” 听了医生的话,经过深思熟虑,德尔卡终于下了决心。她回到家中,把凌乱不堪的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打开衣箱,她发现他已经把他所有象样的衣服全都换酒喝了,于是她决定给他买新衣服。她先买了一件质地考究的大衣。她想:“如果我给他买件衬衣或一套西服,他会以为那是为他准备的丧服。 为死人装裹一般都用好衣服,可从来没有用大衣的。他一看新大衣就知道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 她还为他买了套服、内衣、衬衫和新鞋,花了不少钱。我也解囊相助。后来姑姑跟我讲了出院前她把一包衣服拿出来时他的反应。他穿上衬衫、套服后说:“这下进棺材时可有衣服穿了。多谢了。” “你为什么要想到死呢?”她严肃地问。 波亚姑夫哀伤地望着她,自怜地说:“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尔卡双手叉腰,冲他喊道:“癌症。你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你这可怜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里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你想让我回来,是吧?亲爱的,然后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开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别急,先听我说。 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个小肿块。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我回来是因为你这儿还需要有人照顾。但你要记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马上就走。到那时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这样。把大衣穿上。” 随后波亚姑夫看见她给他买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卢布,他立即平静下来,知道自己不会死了。 回到家里他对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尔卡根本没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开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焕然一新,窗上挂着崭新的窗帘,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双人床取代了以前的折叠沙发。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德尔卡。这件事给他触动很大。 他终于戒了酒,身体很快开始恢复。 还有什么说的呢?一年以后他彻底康复并开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尔卡离开了恋人,起初他表示愿意等她,因为他知道波亚姑夫得的是什么玻但德尔卡异常坚决地表示,他根本不考虑她丈夫会死,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活下去。他现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结束,不过,还要加一句。德尔卡现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里曾闪烁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听完了拉丽莎的故事,女人们说这没什么稀奇的,无私的妻子终生照顾有病的丈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但是,如果谁能讲个丈夫像那样照料妻子的故事,”阿尔宾娜不无恶意地说:“我给她奖品——一管巴黎口红。” “让我们看看。”娜塔莎说。 “给。看嘛?”阿尔宾娜一边问,一边从包里掏出口红递给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颜色是否一样。好了,归我了。现在该吉娜讲,然后是我讲,我讲的故事跟拉丽莎刚才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说的是男人。” “好了。现在请吉娜讲点劳改营生活的情况。可以吗?吉奴尔亚。在劳改营就没有高尚行为吗?” “当然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们不厌烦,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述,说的是无私的母爱。 我讲的是一个女人代儿服刑的故事。 我在劳改营的建筑工地干活。我们营乱哄哄的,因犯人多监房少——监房是木制的,已经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们不再建造单层木质监房,而是建造双层石头监房,空间扩大了一倍。 我的活儿还算称心,就是苦一点儿,因为那儿没机械装置。砖、锹、小车以及犯人们的双手,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还有一匹马拉水泥车,我们管这匹马叫“海鸥”。每天早上他们一把我们赶到工地就从马厩里牵出“海鸥”交给我。我把它套在装水泥箱的车上,然后赶车到仓库。把车倒进仓库,便开始用锹往上装水泥。灰尘飞扬,我和“海鸥”都成了灰不溜丢的家伙,吸进鼻孔的全是水泥,呛得要命。至少我还可以用块布包到嘴上,但“海鸥”可就惨透了。幸好装满车后我们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帮助我们卸车,然后我们回仓库再拉,只有在来回的路上我们才能享受点新鲜空气。一天我们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来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来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没把这活儿交给别人。“海鸥”是个很好的工友:不骂人、不发脾气。如果想找个知心人,最好不过的就是马了。我情绪不好时就用手搂在“海鸥”的脖子上跟它说悄悄话。它或许听得懂,也许听不懂,但要是我说了当局的坏话,它不会去给我告密。还有,在来往于工地的路上监视我们的只有蓝天。即使天不是蓝的,而是多云、下雨或下雪,这也要比在工头和看守的呵斥下干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鸥”拉来一车水泥正在卸车时,一个卫兵走过来说:“伊万诺芙娜,卸完后把车打扫一下,去一趟医院。你们的一个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红山。” 红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来,这座山长高了好多,当时埋的是富农。 我照他说的做了,把车赶到了劳改营医院,一伙儿女人正等在那儿。 “谁死了?”我问。 “四分队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没病呀,她儿子刚来看过她的。” “对,感谢上帝,她没受罪。昨晚她上床睡觉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这才知道这些女人是扔下她们的活儿来医院给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没有葬礼,拉出去埋掉,在地上插个牌子写上号码就算完事了。每当看到有棺材从劳改营门中拉出去,犯人们就说:“又一个短命人。” 然后,她们就回去了,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红山墓场白骨累累,挖坑时简直分不清挖的是土还是骨头。但卡扎科娃是个特例,女人们宁愿冒险来给她送葬。自然,这里离营门口并不远,即便如此,这也有点送葬的味道。她是个仁慈的女人,应该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为儿子进来的,现在我来讲她的故事。她丈夫是个畜生,是个残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后手执斧头追赶老婆。自然,她总是抱着孩子跑到邻居家去躲避,而邻居们总是把她藏起来。她向派出所投诉过多次,但他们总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伤了她。她住了一阵儿医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怜他,所以决定不去报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敛了点。后来,一看没事,就又旧病复发。儿子也挨了好几次父亲的斧子。 后来有一次父亲又在打妈妈,威胁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夺过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亲的头上,当场就把他撂倒了。妈妈跑过来摸摸他——已经死了。这酒鬼,真活该。 她没告诉孩子他已经死了,而是说:“他昏过去了。他在那儿躺一会儿还会起来撒野。儿子,你最好尽快收拾好东西去你姨妈家。我会给她写信要她让你住到开学。要不你父亲醒过来会报复你。一个月后再回来,那时他就把这事忘了。” 那孩子照母亲说的做了,径直去了火车站,准备去姨妈家。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才去邻居家,向一对夫妇要了点儿盐,回来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门儿,给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儿,她告诉这两家说,她打发儿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儿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须做好饭等他,以免他发怒。说完便回家了,不一会儿,她开始号啕大哭,好象家里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里,在那儿闹了一阵儿,然后又回到屋里,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纹印到上面。真令人吃惊,她是怎么筹划的这件事呢。之后,她尖叫着跑到刚去过的那家:“邻居们。告诉警察局——我杀了他,我想……”一个邻居安慰她,另一个去报了警。 一个月后儿子从姨妈家回来,发现父亲已经被埋葬了,母亲进了监狱等待判决。他坚持找侦查员说事情是他干的,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人证、物证俱在,而且凶手已经供认不讳。于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们知道死者是个魔王。儿子对她很好。长大后他才知道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经常去探监,给她送好吃的东西。犯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接受亲友探视,人们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视期间总是哭喊、争辩。他说:“妈妈,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您回家,让我来服刑。我们要一起上诉,告诉他们事实真相。” 母亲总是对他说:“儿啊,他们不会放我出去,要不他们就承认弄错了,然后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长了。要完成你的学业,我的儿啊,千万莫喝酒,别学你爸爸。” 然后他们继续哭诉,试图说服对方。探视也总是这样结束:儿子回家,母亲回营房继续干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请假释。母子等了好几个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复。事实上,全劳改营的人都在等。我们之中什么样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铁石心肠,但她们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这既是因为她代儿受过,又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很善良。这在劳改营中是不多见的。大家都有过艰难的经历,所以大都脾气不好。每当她收工回来,营房就会显得亮堂些。这女人有个真诚的灵魂。当听到莫斯科拒绝了她的申请,她没哭,也没生气,不像别人那样。是啊,心毕竟不是石头做的,我想。一个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并非总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们把这可怜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个简单的木头棺材,没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头拼凑而成的。 女人们只能送到门口,然后就听身后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我们赶车上了红山。我坐在棺材上,两个士兵拿着铁锹跟着,还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公文纸:即使这最后一站也得有文件记载。士兵埋葬了她,当官的在公文纸上做了记录,他们插了一块写着号码的牌子,我和“海鸥”就回去拉水泥了。 几天后卡扎科娃的儿子赶来了——他们给他拍了电报。 他要求把母亲的尸体葬在老家,他们没同意,因为那样违反规定——她刑期未满:“她刑期快满了,那时你可以来接她。” 吉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女人们。 然后阿尔宾娜转向娜塔莎:“哎,谁答应讲个有关男人的善良和崇高的故事好让我们吃惊?讲吧,娜塔莎,不然你得不到法国口红。” 娜塔莎笑笑,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述的目的,在于赢得一管法国口红。故事说的是少见的高尚男人。 这是我朋友白拉的故事。她比我大三岁,我们同校不同班,但在一起上体育课。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且后来一直没中断过。 大学一年级时白拉就深深爱上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这是一所工业学校,女生很少,大部分都是男生,在所有男生中白拉选中了她倾心的这一位。他也爱她,但并不十分当真。第一年两个人进展得很顺利。但后来他又爱上了别的女孩。白拉不愿放弃他,他也没甩掉白拉,但对她的爱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是这样。但愿有人教女人少一点痴情而教男人多一点爱。 俩人的关系就这么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差不多整整五年了。在这之前两个人都毕业了,白拉成绩优秀继续留校读研究生,两年之后也完成了学业。我十分佩服她,但她却对我说:“娜塔莎,我读研究生全是为了克利尔,或许他会因此而喜欢我。” 克利尔对她为取悦于他而做出的努力却不以为然:“你以为你成了世界名人我就会突然屈服于你吗?我照样不娶你,这就是对你的努力的报答。满足于我能给予你的吧。” 但他能给予她的越来越少。几年过去了,唯一变得愈加美丽的是公园里的树。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克利尔宣布要同另外一个姑娘结婚。她没争辩,她真心希望克利尔幸福,她甚至去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向新郎新娘表示祝贺。 事后我问她:“在婚礼上你感觉如何?” 她说:“我感到平静、自由,但遗憾的是,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光,浪费了那么多的感情,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中断了与克利尔本来就很少的约会,白拉过起了独身生活。偶尔他打电话来问候一下,她自然回答一切都好。实际上她象一支渐渐要燃尽的小蜡烛,每况愈下。不久便听说她被送进了医院,她严重咯血,经检查确认是少见的肺结核病症。这简直象沙俄时代的小说里写的一样。 在一次聚会中我遇到了克利尔。那天大概是什么人的生日或是其它什么纪念日,我记不清了。我俩碰巧坐一块。闲聊了一会儿别的事情后,他问我白拉现在怎样了。我将白拉的遭遇告诉了他,他听后脸色发白,说:“那怎么会呢?她一直健壮得很,连流感都没得过。” 我发誓,我一点也没暗示白拉是从他结婚后身体才开始垮的,也没说让这家伙感到难堪的话,我知道说什么也不管用。他本可以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两年前就结了婚,而且这年头儿谁相信还有人为爱情而死?但克利尔真的不安了,席间再没跟我以及年轻的妻子说一句话。聚会结束时他突然问我:“娜塔莎,明天上午我去找你,我们一起去看白拉,好吗?” 与其说是为我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白拉,我推辞道:“那样好吗?见到你有可能会加重她的玻”但他向我保证,要是白拉见到她生气他就立即走开。 第二天他来了,我们一起去了普希金大街,白拉就在那儿住院。时值八月,患者获准在公园散步。在偏僻的林荫路边我们找到了白拉。她坐在一只凳子上,看上去很小,象个小女孩儿。她脸颊绯红。眼睛瞪得又大又圆。克利尔急忙走过去紧挨着她坐下,伸手搂住了她的肩头,望着她那十分瘦削的面庞说:“你怎么了,小鸽子?想飞走吗?我不让你走。” 我借故走开,到医院门口等克利尔,好不使他们难为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我们突然获知,克利尔撇下年轻美貌的妻子,把白拉从医院拉出来转到克里米亚优美的疗养院中。白拉在那儿接受了治疗,尔后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克利尔与他的妻子离了婚而同白拉结了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甚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当时我也在常新娘几乎站立不住,新郎得扶着她,显然,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白拉是这样喜气洋洋。 我们都认为这一切都会随着她的死期到来而告结束,尽管死得幸福。但结果谁也没想到。克利尔象一头公牛一样到处乱撞,四处托人,找最好的大夫为白拉治玻他还带她到国外求医,甚至去菲律宾找巫医治疗,结果白拉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克利尔的努力使她产生了极大的力量,她居然平安地生下一个十会健康的孩子。现在,在我们眼里克利尔成了一位肺病专家,因为在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xx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xx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10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许柳芭最伟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给予那七个小孩。 我确实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没有完成学业,或者说终生没有自己的职业。清洁工算什么?那毕竟不是职业,只不过是一份儿差事。孩子们会长大成人,然后离开这个小窝,柳芭将会只身留下来,唯有孩子们用过的破旧的衣物和餐具与她作伴。要是孩子们长大后有良心,肯帮助他们的“柳芭妈妈”,那还算不错。但她再也不会有称心的工作,也没有丰厚的收入或养老金。我和尼娅将会得到两倍或三倍于柳芭的养老金,而这些养老金将主要来源于柳芭的孩子们,因为柳芭的七个孩子将来为养老基金所做的贡献要比我们俩人的两个孩子多两三倍。如果从政府的高度看,这是不公平的。这就等于说社会盘剥了多养孩子的母亲。 女人们十分钦佩柳芭的高尚行为,同时也对其深表同情。 “瓦伦蒂娜,你想过要在你们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试过,但没人听。他们说:‘每个女人都要决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有趣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还是孩子’。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你怎么想,佳丽娜?” “我怎么想?我认为,为那样的母亲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不会破产。不是让她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扫楼道上,而是让她们可以坐在家里读书,这样,孩子们大点儿后,她们就可以一星期工作两三天,当然我说的工作是职业而不是随便干什么活。当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真的?” “绝对是真的。他登上营俱乐部的舞台宣布:‘瞧我——看一个女人在我们国家能升多高。再瞧你们自己——看你们堕落得多低。’我们犯人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这样的话我们从看守和哨兵那里听多了,但没想到她也这样说话。一个犯人小声对朋友们说:‘不知那两只宇航狗贝尔卡和斯特莱尔卡返回地面时会不会瞧不起别的狗?’这话一传开,在场的女人们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气愤,没想到这些堕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这个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这事有关系,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劳改营转了一圈后,对这些女人的管制就严格多了。他们开始把监房的窗户用铁格子严严封住,只留一点小缝儿透光。至今人们还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铁格子。你们说,她能为母亲们说好话吗?” 发泄了一通怨恨,朋友们开始转向阿尔宾娜,要她也给大家讲个高尚行为的故事,当然是关于女人的,没人指望她会说男人的好话。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把两个高尚的女人描绘成女英雄,而一个倒霉的男人却被夹在中间。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艺术家,专门为咖啡馆作画,一个在俄国文学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个迷恋作画,另一个献身于普希金。两人都没完没了地攻读专业书籍。我的‘洛莉塔’就是从她们那儿借来的。她俩一个叫丽尔娅,一个叫亚尔娅,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从孩提时就是朋友。唉,丽尔娅和亚尔娅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家伙,而把他介绍给她俩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他是个普通航班驾驶员,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追过我,但那时我有朋友,所以我就当着朋友们的面损他:“谁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们两个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丽尔娅,就是热恋普希金的那位。这位还真有点儿小高雅,满脑子都是诗,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写诗。我倒是喜欢她自己写的诗。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于是,一场小浪漫开始了。由于丽尔娅与亚尔娅俩人好得分不开,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块去看展览,所有的展览都看,有时还在家里朗诵诗。实际上作为女人来讲,亚尔娅比丽尔娅更有魅力:她是大个子格鲁吉亚人,有一双热情眼睛和结实的屁股。因此阿图尔也开始注意她。喜欢聊聊时他挨着丽尔娅坐,突然想跳舞时就找亚尔娅。朋友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欢谁。亚尔娅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围就不止两个,而没人会看上丽尔娅,除非对她有点了解。因此她对阿图尔说:“我不想破坏你与丽尔娅的关系,所以我们别再见面了。” 她想办法说服了他。这家伙看上去还挺得意,因为这少了他许多麻烦。他把心思转移到了丽尔娅身上。但丽尔娅也决定当英雄:“我知道你和亚尔娅是更合适的一对儿。” 她把亚尔娅请回来,准备了些酒,边喝边说:“显然,你们已经相爱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个月。” 说破嘴皮也没法儿让她改变主意。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当天晚上就走了,还自觉高尚、浪漫。 亚尔娅和阿图尔住进了丽尔亚的房子。等丽尔娅快要回来时,亚尔娅便开始充当高尚的牺牲者:“你呆在这儿等丽尔娅。她回来时发现你在她家里她会高兴的。” 她走了。丽尔娅回来了,她真高兴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亚尔娅的苦楚便又黯然神伤了。 阿图尔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我说:“阿尔卡,我怎么办呢? 她俩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着他,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这件事弄得精疲力荆“快别胡闹了。与其玩儿这种游戏还不如你们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图契克,快逃吧。” 这家伙思虑再三,终于抛弃了那两位高尚的小姐。后来他告诉我:“我再也不找这样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类女人,她敢把情敌的眼珠子抠出来,决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尔卡,我不懂这些优雅的感情,我大概是个粗人。” “这也不错,是啥说啥。” 最后两个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脸,倒不是因为男人,而是因为丽尔娅对亚尔娅的一幅画的评论。亚尔娅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两人结下了仇,从此分道扬镳了。 女人们嘲弄了一番丽尔娅和亚尔娅的痛苦,然后接着听佳丽娜讲。 “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 也是劳改营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讲的那些那么可怕。”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断言,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创造出最难以置信的奇迹。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刚从劳改营获释。她带出来一些铅笔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纸片或硬纸板上画的。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找她,她让我们看了这些画,都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纸上画的是沼泽地中一枝盛开的茶花。题词是:“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宁愿献出生命。”这幅画我看了好一会儿,因为它与众不同。玛莎——就是那位艺术家——注意到了我,她问:“想听这幅画的故事吗?”于是,她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玛莎待的是罪犯劳改营,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个政治犯。这个劳改营的看守十分残暴。他们把女人当牛马对待,欺侮她们,打她们,有时甚至强xx她们。但有个年轻军官——女人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纳赞斯基中尉(在俱乐部看过电影《古波林的决斗》后给他起的)——不吓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们都尊敬他。或许这只是由于他同人谈话时总用“您”这个礼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过错而被贬来劳改营工作。他得在劳改营呆两三年,而他又特别讨厌这里,所以就拼命地喝酒。 玛莎在劳改营一出现他立即就注意上了她,并试图与她交谈。但玛莎恪守格里耶多夫的信条:“上帝让我们避免最悲惨的灾难——主人的恨或主人的爱。”所以她避免与官方人士的任何私人接触。 大约一年过去了。玛莎与其他犯人正在地里干活,纳赞斯基中尉突然告诉她:“昨天我从‘美国之音’上听到了有关你的节目。这个节目的标题叫:‘为了一小时的自由我愿献出生命’,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标题吗?” 这次玛莎决定回答他,因为他信任她:他竟然公然承认,他,一个警卫劳改营的军官,收听了敌台广播,这是为当局所禁止的。 “那是我们游行示威时常用的口号,引自一位十二月党人。” “你们真把自由的价值看得这么宝贵吗?” “是的,毫无疑问。”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犯事坐牢呢?我简直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现在你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不是吗?” “不,不完全是。我还有内在的自由。”玛莎回答说。 “不。我不理解。我猜想,要是你从这里出去你还会犯事,他们还会把你抓进来?” 玛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次可能是在试探她。她只是微笑了一下,中尉领会了她的微笑。 “你愿意让我告你最近‘美国之音’还说了些什么吗?” “告诉我吧,只要你愿意。” 纳赞斯基把从美国电台上听来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她。 从此以后,他每星期都要来一两次,趁她干活的时候把那个大世界的消息告诉她。 又一个春天来了,玛莎还在劳改营。好长时间以来她都在想家,想得要死。她开始患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苦不堪言。中尉见玛莎日渐憔悴,便给她送来苹果和食物,但玛莎拒绝了。她唯一接受的东西是维生素,她的牙龈不那么疼了。 “五一”假日到了,这是犯人们的好时光:官方人士连续闹饮三天,犯人们也歇工了。这期间,女人们可以休息一下,还可以收拾一下寒酸的衣物。玛莎还抽空作画。她蹲在监房后面的角落里,开始画开满茶花的小山丘。小山丘在监狱围墙的外面,她坐在那儿能看得很清楚。中尉在那儿碰到了她,便走过来说:“我已经理解了你们的自由口号。我想了很多,现在我打算要你做件事。别说话,想办法到警卫宿舍,不要让人看见,我在那儿等你。什么也不要跟别人讲。” 他很快就走了。 玛莎想了想,决定冒险从监狱门口出去。她不知道纳赞斯基搞什么名堂。她来到了警卫宿舍,值勤士兵悄悄为她开了门。离门不远停着一辆小嗄斯车,中尉正坐在方向盘前。他为她开了门,说:“快进来,出宿舍区以前别抬头。快。” 玛莎意识到已来不及问什么,她赶忙上了车。大约过了一刻钟,中尉对她说:“现在你可以抬起头了。” 玛莎抬起了头。他们在山丘中的林荫路上驱车前进,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盛开的鲜花。不一会儿,中尉在一座山丘附近停了车,下来为玛莎打开另一边的车门。 玛莎下了车,林中的空气令她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祝中尉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递给玛莎,说:“我本来很想在这里跟你谈谈,这里在铁丝网之外,但我想对你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呆一会儿。一小时后我来这儿接你。别走太远了,否则会迷路的。” 说完他便回到车上,把车开走了。 玛莎自忖道:“我真傻,这不过是在试探我。” 她知道,政治犯刑期将满时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试探,以使他们在劳改营中受审并延长刑期。这总是发生在他们快要出狱时。玛莎的刑期还有三个月,她想,高尚的纳赞斯基中尉最大的可能是在帮克格勃干事,以便更快地赢得他们的宽耍她警惕地听着。没有,还没听到狗叫声。显然,猎手准备后发制人,只要她一往树林里跑,他们就会动手。玛莎开始苦苦思索对付他们的办法。突然,有主意了。她脱下破烂的外套,铺在路边,躺在上面开始日光裕她把那只表藏在了乳罩里。猎手追捕时她将照旧躺在那儿,平静地晒太阳。要是她想逃跑,在离监狱这么近的地方开始日光浴岂不是傻瓜? 那只表要一直藏着,等侦查员审讯她时再拿出来。她要告诉中尉,表在路上丢了。这只表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真是圈套,她没什么好怕的。 玛莎躺在地上,想那个中尉有多么混蛋。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林中常客在碧绿的草上上欢呼雀跃,五彩缤纷的鸟儿在头上婉啭歌唱,茶花盛开,漫山遍野。娇枝嫩叶,沁人心脾。埃春天。玛莎看了看表,时间快到了,只剩下10分钟。她傻乎乎地躺在路边,等待着狗叫声。她跳起来,抓起衣服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折了几枝开着鲜花的茶枝。累了,就在柔软的草上躺一会儿,然后起来再跑。终于到了山顶,看到了远在劳改营里她所赞美的那三棵大雪松。回首望去,劳改营远在脚下。她甚至能看到她住的那间监房的屋顶。 她依在一棵雪松上,用手抚摸着它的温馨娇嫩的新枝,她忘形地陶醉了。 她看了一下表,不禁大吃一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她急忙向山下跑去。她想,她不能带茶枝回劳改营。于是,她迅速把脸埋在茶枝里,然后扔了它。她只留下了一小枝,决定藏在衣袖里偷偷带回去。 她刚一回到路边车就来了。见还是他一个人她才放下心来。中尉下车走了过来:“怎么样?你玩儿得好吗?” “真是奇迹。”玛莎回答说。“岂止是奇迹,我都无法形容。” “那就叫做为一小时自由有人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好,时间到了,我们上车吧。” 他们安全回到劳改营。当领玛莎通过警卫宿舍区时,中尉平静地说:“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你们的口号:‘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愿意献出生命’。再见。” “再见,谢谢你。” 只是后来玛莎才意识到,中尉冒的危险比她大得多:为了她“一小时的自由”他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为了纪念那一小时她画下了这根茶枝。 这就是一个人可以给予另一个人的奇迹。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奇迹该从哪方面来看:可以说玛莎获得了一小时自由,也可以说中尉给了她一小时自由。 “中尉和玛莎后怎样了?玛莎出狱后他们见面了吗?” “当然没有。玛莎想送给他件礼物,但我们劝阻了她,因为那是在拿他的自由冒险。一个军官在狱中帮助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这有多危险?要是玛莎再送他礼物,他们还会判他受贿罪。但玛莎说哪天她要根据记忆为他画一张肖像,以感谢他帮助她获得了一小时自由。” 接下来该奥尔佳讲故事了。 故事之七 女工奥尔佳讲的是一个被抛弃的丈夫的高尚行为,结果是善有善报。 我要讲的是我们厂一个小伙子和他妻子的事情。我们厂两个青年工人结婚了,男的叫耶夫基尼亚,女的叫耶芙基尼娅。所以我们管他俩叫基尼亚丈夫和基尼娅妻子。他们刚结婚厂里就给了基尼亚丈夫一间房子,真够走运的。但不久基尼亚丈夫应招入伍了。那时他有白券,因为他小时得过肺结核。但现在当兵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只好什么人都要。我想,大概是因为人们生的孩子越来越少。所以基尼亚丈夫不得不离家两年。在这期间,基尼娅妻子邂逅一位海员并倾心爱上了他。可她给丈夫写信时从不提这事儿。 基尼亚丈夫复员回来发现自己家里多了两个陌生人:基尼娅妻子的新男人和他们的孩子。基尼亚丈夫徘徊在门口不知该怎么办:把这三人全部赶走还是自己走?他很生气,他出去保卫国家却遭人掠妻夺家。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然后对他们说:“好吧,看来是无法挽回了。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回头我们办离婚。” 基尼娅妻子不想让他走:“你去哪儿?这是你的房子,对吧?只须等一个月,我们会找到房子的。” “那哪儿找房子?拖儿带女的谁肯留你们?” “那好吧,至少把你的东西带走。剩下的东西大部分也是你的,我们不要。” “东西我往哪儿放?放在街上?我还去集体宿舍。无论如何也得回厂上班。他们不会从宿舍把我赶出来的。” “基尼契卡。至少我得给你点儿钱。你失去了一切,我于心不忍。” 那位新丈夫尴尬、羞愧,不知如何是好,他掏出钱包递给基尼亚丈夫说:“我们就这么多,你想要多少就拿吧。” 基尼亚丈夫看看打开的钱包:里边只有几毛零钱和一张彩票。他笑着把彩票拿出来说:“我把这个拿走,留个纪念。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我好,或许我会中个安慰奖,得个收录机呀收音机什么的。那样我就能欣赏音乐了。”他带上这张彩票转身走了。 第二天报纸登了中奖号码。基尼亚丈夫拿着那张彩票与公布的号码核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中了一辆自古力小轿车。开始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打算把彩票还给妻子。尔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如果命运错待了他,那么或许它现在给他送礼物来了。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傻瓜。他没去领汽车,而是到自由市场找了个倒爷,以15000卢布的价格将彩票卖给了他。他用这些钱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和一些家具,剩下的钱还足够买辆摩托车。我们都为基尼亚丈夫感到高兴,特别是基尼娅妻子和她的新男人。 听到正义很快得到了伸张,大家都十分高兴。但吉娜评论说:“通常情况是,虽然好人期待着正义得到伸张,但坏人把他们折磨得太惨了,以至于哪天没在电车上被人推搡或在商场没挨售货员的骂就自觉得不错了。除非发生个戏剧性事件改变这些售货员,不然我准有一天会在商场得心脏病,当场死在那儿。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态度。” “得了,你省点儿时间排队买东西吧。”爱玛劝导说。“你知道我怎样保护自己的神经吗?从不排队买什么东西,甚至菠萝。就是拿枪顶着我后背我也不去排队。看到一大堆人挤在牛奶商店,我就对自己说:‘今天我们没牛奶也过得去。’要是菜店人多,我就改买面包和香肠。这是保护神经的最好办法。况且你也要理解商店售货员的苦衷:整天见一帮愤怒的牲口在那儿排队,谁受得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变成了牲口,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说得对,”尼尔娅插话说,“商店售货员也不是生性野蛮,这都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把人们逼的。我要给你们讲个这样的售货员。我讲的故事并不新鲜,你们不介意吧。” “你快讲吧。”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说的是一个售货员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 这故事是我从亲戚那儿听来的。阿朗舅舅,就是带我们进下水道使我们全家免遭法西斯迫害的那位,他有个儿子叫拉菲克,那时是二十岁。拉菲克不愿跟别人进下水道。他想与一伙儿乌克兰和波兰朋友跑到森林去组织游击队。他们的冒险没有成功。回到利沃夫一看,家人全没了:死的死,逃的逃。他不敢呆在家里,只好在街上流浪,到处寻找避难所。 朋友们谁也不敢留他,即使是那些曾与他一起组织游击队的老朋友也不敢留他。当时正值冬天,倒并不是很冷,不象大包围中的列宁格勒那样冷,但却够拉菲克受的,因为他无家可归,没什么衣服穿,还饿肚子。有时人们让他留住一夜,但天一亮就打发他走。有一次他连续四夜没找到个温暖去处,东躲西藏以逃避巡逻哨兵。第五夜他躲在一所房子的顶楼上,依在烟筒上取暖。正打着盹,听到了枪声,他意识到是在搜捕。 纳粹往往到顶楼或地下室搜寻犹太人。他明白,必须立即离开顶楼。他下楼来到街上,设法往郊外跑。他来到过去曾住过的一个地方,发现这里也在进行搜捕,于是他收住了脚步。 他记得附近有个面包店,店门旁边总有一堆盛面包的木头箱子。他决定去那儿躲藏。他及时到了那儿,凭一片嘈杂声他断定他们已搜捕到他刚路过的那条街。他藏在箱子里,倒头便睡了,尽管很冷。因为他太累了。 他被什么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天快亮了。他认出了推醒他的人:面包店的一位妇女,此地一个最粗野的售货员。 “她想干什么?”拉菲克想,“她肯定要把我交出去。”他想跑,但脚已冻僵,根本迈不开步。 “好啊,瞧谁藏在这里。”这女人打量他一番后说。“你怎么还活着?你们在这儿的人一个也没剩。好吧,起来,跟我走。天马上就亮了,一会儿德国人来这里买面包,他们肯定能发现你,快起来。” 她拉起拉菲克,把他带回了家。人们管这女人叫杜丝娅。 她把拉菲克藏在家里,直到利沃夫解放。红军一到利沃夫拉菲克就不再躲藏了,谢过那位“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他就随军打仗去了。 战后回来他去看杜丝娅。她不在家。他决定去她工作的面包店找她。刚一开门就听见了她的声音:她在骂一位顾客。 拉菲克排到队里,等挨到柜台时他轻声说:“请您给我来只面包好吗?” “什么?”她冲他大声哄叫了一声。当突然认出他是谁时,她目瞪口呆。二话不说,她立即把店里的顾客全都赶出门外,门口挂上个牌子,上写:“去厕所”,然后拉着拉菲克回家去了。 他看到了她的简陋住室,他就是藏在这里才免于一死。他注意到杜丝娅还是单身,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于是他对她说:“杜丝娅,我本是来谢你的,但我没带任何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我一无所有,只有我自己,作为答谢,这是我唯一能给予你的。愿嫁给我吗,杜丝娅?” 粗野的商店售货员杜丝娅起初吓坏了。她比拉菲克大多了,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一点都不显年轻。但看到拉菲克对她如此感恩,又如此柔情,她想或许他们会幸福的。 他们幸福地结合了。杜丝娅辞掉了面包店的工作,因为拉菲克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外科医师,他羞于让自己的妻子站在柜台里同顾客吵架。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夫妻恩爱日笃。杜丝娅再也不发野了,她成了温柔贤慧的妻子和母亲。 尼尔娅讲完后爱玛接着讲。 故事之九 导演爱玛讲述。福音箴言道:“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爱玛的故事是这一箴言的注解。 我要讲的还是放浪艺术家们的事情。这些人以非官方文化著称,因为他们不介入官方艺术。克格勃对这帮豪放不羁的人大为恼火,时常抓他们一两个以示警告。 一帮非官方作家和艺术家决定,仿照苏维埃风格的名字创办一个幽默杂志。既然有“红色十月”集体农主,“红色庄稼汉”集体农庄,甚至还有的啤酒厂叫“红色酒厂”,因此,这帮人把他们这个杂志戏称为“红色不同政见者”。当然,许多幽默都是针对克格勃的,每个幽默都让大家笑破肚皮。但克格勃没笑,而是采取了行动。不久整个编辑部都被捣毁了。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探出了这伙人的幕后策划者:两个艺术家,尤利和奥尔戈,还有两位女诗人,朱丽和娜塔尔娅。他们被捕了,但两个女的很快被放了出来,连她们自己都感到奇怪。 直到两位艺术家被押上了法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俩主动承担了办杂志的一切责任。这并不稀奇。我们了解他俩,是很不错的小伙子,才华横溢,而且无所畏惧。但在法庭上他俩突然悔过,并声称办杂志纯粹出于流氓动机。娜塔尔娅和尤丽娅当时也出庭了,她们感到这两个朋友极为可耻,连连说:“这是什么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指望这两个小伙子会被免予刑事处分,释放回家——显然像那样的坦白交待本会令克格勃高兴的。但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被判了重刑——在严厉的劳改营中服役六年和七年。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好吧,既然你们愿承认杂志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流氓行为,那就按流氓行为来处理吧。两人进的是刑事犯劳改营,在那儿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同当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罪犯作斗争。 两人的辩护律师后来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真相以及两人在法庭上为什么会那样表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起初两人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他们被恐吓了一番,然后被告知,只要坦白交待便可获得自由,但他俩拒绝了。 后来一个老侦查员对同僚们说:“你们办这案子的路子不对头,应该懂得罪犯的心里,要使用另外的方法和手段。” 然后他拿出了他的新办法。那两个人又被带出来审问,并如此这般被告知:“像你们这样颇具骑士风度的艺术家怎么好连累女士呢?她们在看守所就已经得了感冒,试想,她们在劳改营中还能活得下去吗?” 换句话说,他们开始利用他俩的良心。一想到连累了两个女人,两个小伙子真感到于心不忍了。趁俩人束手无策之机,他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如果悔过并取消事件的政治色彩,他俩仍将得到同样的判决,不予宽大。事实上这样更糟:一旦承认事件的非政治性质,就得去刑事犯劳改营,而不是政治犯劳改营。而另一个方面,克格勃将释放两位女士。两位艺术家动摇了。他俩被准许会见了一次。经过协商,俩人决定为了搭救朋友宁愿牺牲自己的名誉。要是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或轻判而悔过的话,他们才不会这样干呢——他们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但现在他们屈服了。起初,克格勃好像真的要兑现他们的诺言。等两个艺术家正式写了交待,那两位女士便立即被释放了,还给他俩看了释放决定。继而,当两个人提供了更多于己不利的证据后,又看到了两位女士的结案决议。他们信以为真,所以完全履行了与克格勃达成的协议。 但他们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判决之后两位女士中的一个还是被逮捕了,两位艺术家对此毫无所知。这次逮捕当然又有借口——他们在她家里搜出了反苏维埃诗歌。另一个恐怕也难逃罗网,只是目前她正在怀孕,把一个孕妇投进监狱想必是个丑闻,所以克格勃决定不冒这个险。 两个艺术家度日如年。没人给他们写信,没人肯帮助他们。大家都同声唾骂他们在法庭上的卑劣行轻,直到真相大白后人们才闭上嘴。 直到这时我才理解这句福音箴言的意义:“人之爱莫过于为朋友献身。”我过去总以为他说的为朋友而死的人,而我不理解的是,它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世界上没有比死更坏的事情吗?但奥利戈和尤利一案使我对这句箴言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名誉、灵魂,去做阶下囚,而且不是以骄傲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而是卑鄙的流氓。起初连朋友都不理解,而且当她们被释放时还不知道有人为她们付出了多大代价。 尼尔娅一直以惊异的神色听爱玛讲述,刚一讲完她就大声说:“这都是真的。关于这个案件的故事我也听到不少。当时我简直不能理解,既然他们在法庭上如此不要脸,人们为什么还那样高度评价他们。现在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现在怎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尤丽娅和娜塔尔娅已经嫁人,后来尤丽娅去了西方。他们四人至今还是好朋友。尤丽娅写了本关于她的朋友的书,以报答他们为她所做的牺牲。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听爱丽什卡的吧。”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了自己的英雄行为,那是在食品短缺的时候。 一天,我路过涅夫斯基大街,见耶利斯夫斯基商店门口聚了一大堆人,我问商店在卖什么,他们说是香蕉。 我立即排到队里开始做起了香焦梦。以前我只吃过两三次香蕉,而且我真喜欢这东西。我常常梦想得到许多充满异国风味的水果。我从游记中读到过芒果、鳄梨,总试图想象它们吃起来会是什么滋味儿。我的香蕉梦有点儿不同,不只是想尝一只小香蕉,而是一次吃三四只,真吃饱。今天突然交了好运——正卖香蕉,每人能买一公斤。哎呀,我自己默默地说,祝贺你了,爱丽什卡,你的梦想要实现了。但愿我挨到时别卖完了。 站了两个半小时,幸福时刻终于到了。我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托着一袋一公斤的香蕉。我想在回家的路上就吃一个,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着马路上这么多人,吃这么稀罕的东西,太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冰淇淋。 在我们家那条路上碰到了老朋友丽莎。她看上去怒气冲冲,眼里冒着火。 “你好,丽莎芙塔。你好像在生气?” “你好,爱丽什卡。我那两个双胞胎明天要出院,她们得的是猩红热。我想打点儿新鲜东西给他们换换口味儿。今天真倒霉透了,转了半天什么也没猎着。” 我的朋友丽莎是从西伯利亚的阿尔塔来到列宁格勒的,过去一直同父亲住在一起,她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她后来为求学来到列宁格勒。毕业后留了下来,并找到了工作。她总念叨食品问题:“在你们这儿买食品就跟我们阿尔塔打猎一样。想吃肉了就拎着枪去泰加森林中打一只野兽或野禽。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你们不拿枪,而是拿提兜儿,除此以外就看猎手的运气了。你还必须得有猎人那样的耐心。在我们那儿是蹲在隐蔽处等一只松鸡,而在这里是排几个小时的队等一只肉鸡。另外你还得有直觉能力,以便于你去的那个商店恰好有你要买的东西。就像在泰加森林中一样,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应该在那边那个角落等待猎物出现。” 所以,无论何时,一提起到商店买东西,她总是满口狩猎语言。例如,她总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猪肉香肠吗?我刚打了两公斤,我们一人一公斤。你什么时候来拿呀?” 丽莎的猎人直觉帮了她不少忙,朋友们没人像她那么能猎取食物。但显然她今天不走运。“你想吧,我为打橘子等了两个小时,可等挨到了又没有了。到另一个商店又听说苹果一小时前就完了。我跑了许多商店,最后连自由市场都关了。 他妈的,要是能给我的小崽儿弄点好苹果好桔子,我宁愿用五倍的子弹。” 丽莎所说的“子弹”指的是钱。她常说:“爱丽什卡。我的子弹没了,你能供我十颗八颗的吗?”于是我借给她钱,到开工资时她再还我。我俩发工资的时间安排的挺合适:每月的第一天和第十五天她领工资,第十天和第三十天我领工资。 所以没钱花时我俩可以互相借。 丽莎的双胞胎还不足五周岁,从一入托儿所就开始患病,幸好他俩总是一起得病,要不非把她拖垮不可。她上班时总是副脏兮兮的样子,因为孩子经常病,顾不过来。她丈夫是个好人,但帮不了什么忙。做父亲的不发给照看孩子的保健证,只有母亲才有。我望着丽莎,她为没买到东西而感到那样泪丧和不安。此时我心中油然升起伟大的英雄感,这种崇高的感觉驱使我决定把香蕉送给她。大包围时人们尚能共享一块面包,何况这只是香蕉。长期没有这东西也活过来了,再有一百年没有照样能活下去。起初我想分一半儿给她,但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一公斤全部给她。因为只有七个香蕉,你不可能分得那么匀。我得意洋洋的问她:“丽莎芙塔,你的双胞胎吃过香蕉吗?” “还没有。他们听到过,那是在我给他们读吉卜林小说的时候。他们问我香蕉是什么样的,为了不吊他们的胃口,我说它就像土豆拌白糖。” “哎,丽莎,把这几只香蕉给你孩子吧。一公斤,给我两卢布。”——我把袋递给了她。 丽莎接过袋打开一看,禁不住尖叫一声,声音之大半条街都听得见:“爱丽什卡。这对他们意义太大了。它将使他们立即好起来,会像免子一样蹦到房顶上去。等等,你自己不留点儿吗?” “不,不用了,他们每人只卖给这一公斤,况且我并不怎么稀罕这东西。” 我真傻,真不该那么说,为此我后悔了好长时间。要不说不稀罕香蕉,我就可以要一只,但话说出去就不好意思再要了。不过,想到孩子们会那么高兴,我心里感觉很好。我和丽莎高兴地回家了,对今天的狩猎十分满意。 哎,你们认为怎么样?这算不算高尚行为,我多么喜欢香蕉埃女人们一致同意,爱丽什卡的行为无疑是真正的英雄行为。 爱玛说:“你瞧,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妇女多么幸福,是吧,佳丽娜?我们得到一件特别的东西足足能高兴三天,你还总抱怨政府。西方妇女的生活有什么幸福可言,我们姑娘们夹塞儿买到一件合适的乳罩会高兴得不得了,家庭主妇们节假日‘射’到一公斤薰肠能高兴半天,这样的乐趣西方人懂吗? 当然不懂。所以我认为他们生活很可怜,缺乏意义。” “没错儿,他们体验不到我们的幸福。”佳丽娜笑着说,“但愿我们也体验不到。” “我常想,”娜塔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们这儿有没有一种食品或其它的东西供应从未断过。” “我们来个比赛,”拉丽莎提议道,“看谁能说出一件货架上从没缺过的东西,而且是从不用东跑西颠去找的东西。我先说:火柴。” “不对。去年火柴厂大修,他们又想不到从外地进货,我们每人配给两盒。水壶。” “不对。有一次我到莫斯科买的水壶。” “熨斗。” “我们的奶奶过去常用的那种结实平滑的熨斗五年前就买不着了。” “肥皂。” “别提肥皂了。几年前有一次过新年,除了通常的蛋糕以外,我还给婆婆带去了一块洗衣服用的肥皂,可把她给乐坏了……”大家都笑了,因为举了一大串,发现没一东西没脱销过。 她们提到了墙纸、衣夹、发卷、毛巾、饭锅、茶杯、盘子、洗衣粉、啤酒、袜子、暖瓶,以及最基本的药品、奶瓶、鞋带、牙膏、床单、刀叉、钢笔、学生练习本、课本、运动衣、妇女和儿童的内衣、钉子、地板蜡、刷子、扫帚、墨水、复写纸、打字纸、烟、酒、避孕药、头发卡子、花盆、针线,等等,等等。 奥尔佳赢了这场比赛。她提出的是盐,女人们一致同意列宁格勒战后从未缺过盐。真的,吉娜评论道,有时这儿的盐还真不坏。 “瞧,我们运气多好。”爱玛又要开玩笑了。“我们总是匮乏,但由此带来了多少潜在欢乐。要是在黑市上买件东西需要多付出两倍的价钱,而你设法通过关系用平价搞到手,那才叫真正的幸福呢。” 爱玛给女人的幸福下的定义把大家逗乐了。然后她们开始讨论明天的话题。 “就谈幸福的女人如何?” “爱玛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倒是可以谈谈女人的烦恼和不幸,这可大有说头。” 得了吧。这是谈不完的话题……” “最好谈谈令人高兴的事,”爱丽什卡说。“还是以幸福为主题吧。幸福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谈。” 最后大家同意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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