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父亲和史良

日期:2019-10-06编辑作者:文学资讯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章诒和撰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女。1931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1936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194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1949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本文著作权属章诒和先生,Yujinsong先生编辑校对,三秦记仅修改网页并发布)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6月7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二O零一年七~九月于守愚斋 注释: ①香云纱俗称拷纱,即茛绸,是中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天然丝料。它是将原色天然面料,直接用野葛茎中提取的汁液浸泡并经过淤泥涂封,放置一段时间后,经太阳爆晒等特殊工艺制成。由于是纯手工生产,生产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天凉爽,冬天轻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 ②卢郁文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党外人士中最早站出来回击右派言论的人,他的回击行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于中央各大报纸。

章诒和撰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储安平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1]。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2]。早在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开办费请政府拨款;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3],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4];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5]。”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6]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有谁看?——这些顾虑不仅是总编辑面临的大问题,也是一个社长应该考虑的。所以,父亲和储安平都一致主张要向统战部讨个明确意见。于是,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很快把问题汇报上去。 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于毅夫在3月26日专门写了书面汇报,把章储谈话内容报告给负责新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胡乔木、周扬、李维汉及徐冰。据说,胡乔木一直很欣赏储安平的才干,竭力主张由他出任“光明”总编辑。 就在储安平心里早有了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底牌之后,九三学社中央也决定请他兼任“九三社讯”主编。接到这个任命,他想大干一场。这里,他有意借“社讯”主编之职,做“光明”总编的热身。但除此之外,他还存有一个潜在欲望——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不过是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这显然较之前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胡愈之的地位,矮了一截。储安平素无操纵他人的野心,却有着中国士大夫式的心态,懂得这个国度里职务与地位间的差异会给尊严带来的挫伤、乃至危机。为此,他必须付出才情学识与“以身殉道”之精神,求得社会应该给予的政治承认和相应尊重。有了这个潜因的存在,储安平对区区“社讯”,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诚,便是十分自然和能够理解的事了。 他到任后,便对九三成员说:“我要以身作则,扭转大家对社不关心的风习。” 他每周到九三机关办公两次,并事先打电话告诉既是好友、也是九三成员的袁翰青[7]、楼邦彦[8],希望自己去上班的时候,他们也能去。 他参加社内各种会议。 他四处征求九三成员对“社讯”的意见。 他五次登门拜访许德珩,争取这位九三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这些文章是在九三中央召开的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会前,他特意叮嘱记录:“要记录有思想、有见地的东西,一般性意见,官样文章,就不要整理了。”会后,文章从开头的题目拟订到收尾的记录终审,他都亲自动手。 这几期社讯内容,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化精英向政府提出的极富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社会见解了。九三“社讯”在储安平手里摆弄了几下,便焕然一新。它的特色、鼓动性及影响力,使储安平对自己实力和未来,有了信心。袁翰青对储安平三月内的成效,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九三中央力荐他做宣传部长。储安平自己也以试探的口气,向宣传部部长孙承佩[9]摸底:看看是否有意“让贤”。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在九三施展的第一手,是那么的干净漂亮。可是,等他再想施展第二手、第三手的时候,就感到不是那么顺心应手了。这个感觉,首先来自许德珩的冷静与持稳。五次面谈,储安平从他那里既没有获得鼓励,也没有受到批评;对“社讯”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种有顾虑的信任,有保留的使用。其次,在宣传部里,他大有势孤力单之感,在同级平辈当中,自己干得越欢,周围气氛就越冷。再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九三学社的专职干部,怎能与那些各有一摊人马的长期经营者相比?民主党派曾是许多知识分子向往的一块净土,在踏入这块净土以后,储安平才渐渐明白:原来这里也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通病——宗派情绪,家长作风,嫉妒心理,官僚色彩…… 随即,他向许德珩提出辞职,并在“社讯”刊出“辞职启事”。其实,递了辞呈的他,并非彻底失望,而仍是有所期待:期待着转机,期待着挽留。他私下打探九三学社内是否有人对辞呈表示同情,表示惋惜。他甚至想在“启事”里写上一句:今后适当时机,仍愿努力为社工作。“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在煌煌九三,他的请辞启事连同他这个人,像一张薄纸飘落在地,无声无息;堂堂宣传部,竟也无一人开口对他说点什么!更别奢望什么喝彩之声,青眼之睐。这次许德珩倒是痛快,以极高的办事效率,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三个月前,兴冲冲而来的储安平,很快地“从社讯主编的椅子上悄然滚下。(九三学社宣传部某负责人语)” 热血盈腔,无地可洒。难怪父亲说:“老储从九三到‘光明’,是憋了一肚子气的。”难怪他到了《光明日报》,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 1957年4月1日,对储安平来说,是个永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光明日报》党组撤消,他正式就任总编辑。储安平到任的第一件事,是向父亲请示报纸路线。二人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在办报的观点与认识上,一拍即合。 4月21日,父亲在家中的大客厅与储安平详细讨论研究了《光明日报》的改组、调整与格局等项事宜。 储安平先是向父亲请示“横排”、“直排”的问题。 父亲本来对文字改革就不满,曾对朋友发牢骚说:“改革汉字,这是共产党不懂语言学。”故对储安平讲:“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 谈到改组版面和调整新闻,父亲的话就多了。两人从家里的客厅,一直谈到吉姆车内,二人同去报社。 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也许是怕父亲误解自己和罗隆基有过密的联系,储安平解释道:“老罗和我有一层师生关系。不过,因为他有点架子,所以那天还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登门,而且两次都是为了报社的事。当然,我还很想从他那里了解一下‘文汇’的情况。” 章罗的矛盾在民盟几乎是公开的,身为老盟员的储安平自然很清楚。所以,他没有详谈和罗隆基谈话的内容,只是提到了罗隆基建议将陈新桂调到‘光明’,以加强理论力量。 父亲表示不同意,说:“陈新桂在民盟是专职干部。况且民盟中央机关里的理论人才本来就少。” 因储安平要求调人,父亲不由得想:是不是他在人事上有了磨擦,需要个帮手,便关切地问:“你在报社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储安平摇了摇头。 父亲说:“你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的。中国缺乏的是民主与科学。《光明日报》要以此为重点,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的社会党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党派活动。” 自打储安平来到“光明”,从父亲这里得到的都是鼓励和支持。所以,他的点子就更多,干劲就更足了。他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中共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 他还告诉父亲:“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制的消息。” 父亲点头称道,且一再欣赏他的“就是和新华社不一样”的雄心与魄力。后又问:“报社的改组问题进行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答:“我刚来不久,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 父亲连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谈话到了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一件喜事来,对储安平兴冲冲地说:“去年,我跟周公反映的《光明日报》建新址的事情,统战部说有了初步结果。社址选在虎坊桥,要盖座和交通部差不多的那样一座大楼。” 两人的心情极好,一起出了家门。父亲用车把他送到报社,自己再去民盟中央开会。在车上,父亲告诉他:“现在学校的情况很严重,胡愈之准备在6号这一天找几个教授座谈一下。” 储安平问:“打算请哪几个人呢?” “听愈之说,大概要请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钱伟长几个吧。” 父亲的话启发了储安平,他决定在6号这一天也开一个会,邀请八个民主党派宣传部的副部长,专门座谈一下社论的问题。 6月6日上午,章两人分别在文化俱乐部和《光明日报》社主持召开了座谈会。而他俩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在政治风云与报业生涯中的绝唱。 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10]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11]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12]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13]。’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下属连想也不敢想的话,那么他制造的一切,在生前是难以纠正的。这场革命,可谓毒痛天下。不说祸延百年,至少也是五十年。老毛大概是疯了。” 学医的母亲则讲:“他肯定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8月24日,红卫兵闯进了家门。东西是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拿走的,都拿走。人是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当父母被关在小屋,吃着甩在地上的窝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听朋友的情况。黄绍竑自缢身亡,章乃器惨遭毒打,刘王立明、叶笃义、刘清扬关入秦城监狱等消息,一件件传来。其中惟独没有储安平的下落,父亲焦忧万分。 后来,只是听说他一遍遍地挨打,家里抄来抄去,破败不堪,更无人相扶相助。他实在受不了了,便逃到九三中央,请求组织收留。获此消息,父亲大感不妙,因为农工党中央对收留的右派,就有半夜毒打的事情发生。父亲估计九三对储安平,也绝无仁慈可言。 大约是9月上旬的一天拂晓,晨星尚未隐去。忽然,有人轻轻地按了两下电铃。父母从这有礼貌、且带着胆怯的铃声中揣测,来者可能是朋友,而不是进驻家中,夜间外出鬼混拂晓回来的红卫兵。母亲开门,来者是李如苍,且神色慌张。 李如苍见到父母铺在地上的被褥和凌乱的杂物,眼圈有些潮湿。 父亲急问:“如苍,红卫兵也去你家了?” 他来不及回答,便说:“伯老,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 小屋的气氛,骤然紧张。 父亲用试探的口气,怯生生道:“是不是老储出了事?” 李如苍点点头,说:“我每天五点多钟起床,必出门,沿着什刹海转一转。今天也是这样。可是我刚要开门,便发现脚跟前有一张纸条。好像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说罢,遂从白衬衫的口袋里,掏出咖啡色漆皮小本递给父亲。小本是1950年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发给每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手册》。父亲把小手册打开,抽出夹在当中的一张小纸条。 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父亲双手打开字条,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用钢笔写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苍问:“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谁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亲把字条还给李如苍,痴立于窗口。 以巾拭泪的母亲,哽咽道:“我们在这里挂念,他却不知飘零何所?听说溥雪斋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他带了什么?” 屋外,一片浅粉红色的马樱花,开始败落。偶有小鸟飞来飞去。而屋里的人,个个心如秋千,摆荡不止。我想:以一个字条和朋友告别的储安平,此时或许会在天边咏唱他的《自语》诗。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父亲真的是“一万分的失神”,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如苍,他不是出走,而是去死。” “那字条是什么意思?” “那字条是向你我诀别。” 李如苍听了这话,真是“一万分的慌张”,急匆匆道:“他是不是昨天半夜把字条从门缝里塞进来后,就投了什刹海?” 父亲仿佛从迷惑中猛醒过来,走到李如苍跟前,说:“快,快回去,守着什刹海。如苍,死也要见尸呀!”说罢,父亲已是老泪纵横。 李如苍收好字条,出了家门。他走了两步,又跑回来,低声问:“伯老,要不要把字条的事,告诉九三或民盟?” “不!”父亲表情冷峻,口气决绝:“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不管;现在,还会管吗?再说,民主党派还有能力管吗?” “那么,要不要告诉街道、派出所或公安局?” “不!”父亲依旧是冷峻的表情,决绝的口气:“共产党,你不要它管,他也会管的。” 李如苍走了,在什刹海守了七天七夜。每天晚上,他便偷偷跑到东吉祥胡同10号,对父亲重复着一句同样的话:没有见到储安平。 父亲色如槁,心如灰。而在他内心深处,是很钦佩叹羡储安平的。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父亲始终确信他的死,并说:“储安平不能容忍自己适应奴役,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死亡在他看起来像是得救,他是被共产党制造的恐怖吓坏了。所以,不但要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痛苦,他还要用这样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卓越和尊严。再说,储安平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吹灭生命的残焰。” 许久,父亲枯瘦的手搭在我肩膀上,说:“我的小愚儿,你的老爸爸也早已是无事可做了。”我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大哭。 储安平之死,是我在1966年冬季从成都偷跑回家后,由父母亲讲述的。听着,听着,我的灵魂仿佛已飘出了体外,和亡者站到了一起。 我独自来到后面的庭院。偌大的院子,到处是残砖碎瓦,败叶枯枝,只有那株马尾松依旧挺立。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的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14]。绝世的庄严,是在权力加暴力的双重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但他赴死的动因,决非像某些人口袋里揣着手书“毛主席万岁”的字条,以死澄清其非罪或以死自明其忠忱。我是同意父亲看法的:死之于他是摧折,也是解放;是展示意志的方式,也是证明其存在和力量的方法。通过“死亡”的镜子,我欣赏到生命的另一种存在。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任何愿望都带着这个愿望的反面,当这个愿望本身消失了的时候,它的反面可能还活着。《光明日报》不再属于民主党派。可父亲到死一直都自费订阅《光明日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为了储安平;为了他俩一度携手在“光明”。 父亲曾经让我替他到虎坊桥,看看新盖好的《光明日报》大楼是个什么样子?里面的办公条件好不好? 后来我去了,严肃的门卫问:“你找谁?” “谁也不找,只是想进去看看。” “不行。” 我没有告诉父亲自己被阻在门外的情况;而我至今也未能了却父亲的这桩心愿。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自费订阅《光明日报》,一边看,一边说:“怎么比《人民日报》还难看了。”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访美归来。他特地打来电话,说要告诉我一则消息。我去了座落于东大桥的吴宅。 红光满面的吴祖光,兴冲冲地说:“诒和,有个老作家在美国某个小城镇的街道散步,忽见一人酷似储安平,即紧随其后。那人见有跟踪者,便快步疾行。老作家生怕错过良机,便连呼:储先生。声音也越来越高。那人听后,竟飞奔起来,很快地消失了。依我看,储安平可能还活着,在美国。要不然怎么死不见尸呢?这个消息太珍贵了,你回去告诉李大姐。” 我把这个消息转述给母亲。母亲说:“这不是储安平的消息,是储安平传奇。” 1990年5月,母亲病逝。我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李如苍的那个咖啡色漆皮《全国委员会手册》,里面没有那张绝笔小纸条。 李少春也已去世,但舞台上仍有《夜奔》。不管谁演,不管是舞台演出还是电视播放,我必看,看必想念储安平。 储安平没有安息。他正在复活。 2002年1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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